建国后的大案（东莞东江钓鱼经验教训建国初期案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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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天五命

1949年12月21日至23日，广州市连续有五名在职警员遭到暗杀。因为这一系列谋杀案，华南特案组正式走上舞台。

　　让我们先还原一下这五起命案发生的情形——

　　第一个遇害人名叫郭振堂，四十挂零，原系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旧称“省会警察局”）大东分局刑警，广州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按照当时华南区域的做法，留用刑警若无突出业务本领，手头拿不出绝活儿的，先得离开刑侦岗位，分流到其他业务部门去干一段时间再作计较。郭振堂虽是老刑警，但业务平平，听说还有海外关系待查，分局领导就把他暂时安排至交警队。

　　得以被新政权留用，郭振堂内心已经感激不尽，交警就交警吧。他患有比较严重的类风湿病，其实是不适宜长时间站立街头的。这个，领导上倒是也考虑到了，关照交警队说让老郭做机动顶班吧，不必天天上街。老郭闻知，更是感激涕零，逢人便说还是新社会好，分局长官体恤属下，连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儿都想到了。自此努力工作，不用顶班时也不再像以往似的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侃大山，而是主动帮内勤干些零星活儿。

12月21日那天，原本轮到郭振堂休息，但他还是来分局了，说在家里待着没事干闲得慌。交警队领导说今天队里也没啥事儿，你还是回家歇着吧。老郭看看也确实没啥事可帮忙的，于是返身回家。可是，下午两点他又来了，说要写几条宣传标语，明天顶班时张贴在岗亭上。标语还没写完，副队长老王匆匆进屋，说东华路东川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超速行驶，跟卡车相撞，还把执勤的小梁给蹭倒了，人已送到医院，说是右腿骨折。现在那边缺人，要不麻烦老郭去顶一下？

　　郭振堂二话不说，出门跨上自行车就走。这一去，就不幸谢幕了！

　　据目击者反映，车祸发生后，路口交通暂时由恰好经过的公安总队巡逻小组接手指挥。老郭赶到现场，换下巡逻小组，指挥两拨车流通过后，路口出现了一个短时的空隙。这时，不知从哪里闪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一手拄着一支竹杖，一手拎着一个补丁层叠的破布口袋，来到岗亭前，把竹杖往台阶边上一靠，掏出一张纸条，似是向交警询问地址。路口比较喧闹，老郭可能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便从岗亭里出来。那男子递上纸条，老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纸条上，男子忽然转身离开。与此同时，老郭一头栽倒——鲜血汩汩而淌，一柄尖刀从腰部侧面捅入体内，直没至柄！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人喊车鸣。待到人们醒悟过来，凶手早已不见影踪，连往哪个方向遁去的也没人留意到。

　　

这样一起恶性凶杀案，警方自是重视。大东分局当即组建专案组开展调查，结果到第三天第五名受害人被害时，依旧没发现任何线索。

　　第二、三起命案发生在次日，即12月22日。这天遇害的两个受害人，分别系供职于广州市公安局蒙圣分局、黄沙分局的刑警陈明贵、郑应富，都是三十四岁。两人同为广东人氏，分别来自阳江、清远，全面抗战爆发前三年考取警校，是刑侦班的同窗，毕业后同时进了国民党广东省会警察局警探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陈、郑两人继续在日伪警察局当刑警；抗战胜利，两人又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还是干的刑警老本行。

　　陈、郑都是刑侦科班出身，在历年来多起重大刑案的侦破中颇有建树，算是技术人才，手里也没沾上血债，广州解放后亦被新政权留用，仍然从事刑侦工作。不过，待在市局显然不合适了，便将他们分别调往蒙圣、黄沙分局。

12月22日傍晚，蒙圣区同福路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陈明贵奉命随同数名刑警出现场。勘查、走访、分析等一番程序结束，陈明贵骑着自行车离开分局回家，抵达宝岗街住所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他在底楼客堂停自行车时告诉妻子，刚在阿珍店里吃了碗馄饨，就不用再给自己热晚饭了。然后上楼，照例先去父母卧室请安问候。哪知刚推开门还没说上一句话，突然脸色惨白、冷汗满头，捂住胸口倒地昏迷。

　　家人将其急送医院抢救，但没有救过来。经法医解剖证实，陈明贵生前服用过某种可以引发心脏搏动障碍的药物，至于是误服还是遭人谋害，那就需要警方调查了。

　　另一刑警郑应富的遭遇跟郭振堂类似。12月22日轮到他休息，当天晚上，郑应富携妻女前往距家不过一街之隔的黄沙区丛桂路“祥云影剧院”看电影。电影散场，一家人随着众多观众挤出影剧院大门，下台阶时，郑应富忽然“哎哟”一声，整个人就瘫软下去。可以想象，这种状况下人群中猛不丁出现一个“空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台阶上顿时堆起了一座小小的“人山”。幸亏一辆满载解放军的卡车经过，军人及时伸以援手。饶是如此，也有七八人受了踩压伤，至于充当“人山”基座的郑应富，则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的身上血流如注，跟昨天遇害的交警郭振堂一样，腰间插着一柄尖刀，也是直没至柄。据法医检验，这一刀是致命伤，即便没遭到多人踩压也没救了。

　　蒙圣、黄沙分局分别立案侦查这两起命案，暂时未能获取线索。这三起命案都是即时报至广州市公安局（其时称“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自然引起了市局领导层的重视。23日午后，局领导们正在局务会议上讨论上述三起案件的情况时，忽然传来消息：又有两名警员殒命！

　　这两名警员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上午遭遇厄运的那位名叫黄瘦竹，系旧省会警察局的高级警务督察官，解放后被留用，调至总务处当了一名科员。老黄的健康状况一直堪忧，因为患着肺结核，常年咳嗽，脸色苍白，终日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这几天正是冬至时令，毛病发作，苦不堪言。23日上午，他实在受不住了，就去中央医院看病。

　　黄瘦竹的妹夫是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留洋海归，后起之秀，一把手术刀在羊城乃至广东全省小有名气。自打抗战胜利后妹夫从美国回来供职于刚组建的中央医院，老黄就把该院作为自己的定点医院，院里的内科大夫对他一向认真负责。这次给他一检查，说有炎症，需要挂点滴，医院正好从香港搞到了少量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就给他用上了。盘尼西林是特效消炎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正常的进口渠道是搞不到的。这个情况老黄自然知道，当下连连称谢。没想到，一剂盘尼西林还没有挂完，患者本人竟然先“挂”了！

　　老黄死得无声无息，躺在病榻上就像是熟睡了一样。等护士发现情况不对，急按电铃召唤医生赶到时，已经回天乏术了。

　　前高级警务督察官黄瘦竹死得莫名其妙，而这天的另一位受害者洪秋笙的遇害经过，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洪秋笙这个名字在广州、广东乃至整个华南甚至港澳警界的知晓度颇高。此人早年留学英国，专攻刑侦，兼习刑事鉴识，回国后先后供职于汉口、上海租界巡捕房和广州警局，对刑事侦查与痕迹鉴识在破案中的结合颇有心得。解放前夕，国民党曾动员他“撤台”，香港警务处也向其发出加盟邀请，均遭谢绝。然后，洪秋笙就消失了。

　　广州解放后，隐藏于郊区的洪秋笙返回市区，被新政权留用。还没安排岗位，敌特的警告信就接二连三以各种方式送达，有的还夹着子弹，对其发出死亡威胁。新政权为保护洪秋笙的生命安全，决定将其“软禁”起来。洪秋笙干脆不再回家，就住在市局，内部活动和以往一样不受任何限制，生活待遇从优，只是不能随意外出。当然，像老洪这样一个有名的专家，肯定是闲不住的。当时广州的治安状况也不可能让他闲着，他每天几乎从早到晚都要参与分析大案要案的案情，以及指导技术室鉴识痕迹的工作。有时下面分局遇到疑难案件，干脆就将其接去待上数日。

　　两天前，沙面区发生一起涉外刑案，当天就破获了。当事人是一个英国老者，对警方向他作出的案情解释不满意，点名要求当面听取洪秋笙对此的分析。建国伊始，英国在西方国家中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微妙，我方对涉英事宜的态度跟其他西方国家有所区别。于是，警方同意了老外的要求，派一辆吉普车将洪秋笙送往沙面分局。

　　洪秋笙的一番分析让老外折服，立刻表示接受警方的解释并表示感谢。事儿办完了，洪秋笙应该可以返回市局了吧？还不能。沙面刑警知道他的本领，正好请他传授些痕迹鉴定方面的经验。当然，这是经过市局同意的，老洪本人也乐意。没想到，今天上午他竟被射杀在沙面警方给他安排的那间位于二楼的临时居室里！

　　子弹是从马路对面那幢大楼里射出的，正中老洪的头部。当时，分局大部分民警正在饭厅开大会听领导传达文件，洪秋笙遭到暗杀却无人发现。那么，没去饭厅开会的民警或门卫就没听见枪声吗？门卫是个五十出头的留用老警察，他倒是听见声响的，不过并非枪声，而是一阵鞭炮声。七十年前的民间习俗，人们动不动就喜欢放鞭炮，红白喜事自不待说，小孩儿出生，大人过生日，学生上榜，冤家解怨，逢凶化吉……等等，值得燃放鞭炮的事儿多了去了。如此，尽管传达文件的时间不算长，等到有人发现老洪倒在血泊中，警方再想到对面大楼里抓凶手，肯定黄花菜都凉了。

　　三天五命，死的还都是警察，那还得了！23日下午，命案发生地大东、蒙圣、黄沙、沙面分局的局长接到紧急通知，让他们立刻赶往市局开会。等他们匆匆来到市局，却被告知会议取消，让他们各自回分局。

　　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了。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南分局的电报》，其中第三项明确由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出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五项明确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建国后华中局改称中南局）。根据规定，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华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同年9月，在江西省赣州市组成华南分局（因之前曾有过一个华南分局，故史称“新的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2月14日，华南分局社会部与广东省公安厅在广州市同时成立。中央决定广东暂不设立省委，由华南分局代行省委职责，所以，最初华南分局社会部与广东省公安厅系“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广州解放后，中央曾将其列为直辖市（后又重新调整为省会），广州市公安局既受中共广州市委领导，又受华南分局社会部节制。社会部的重点工作是情报，而广州市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作用又极为重要，因此华南分局社会部的情报部门自然把工作重点放在羊城。广州地面上发生五命系列案，社会部当然会迅速知晓，并立刻报告华南分局领导。后来知道，华南分局领导层闻讯立即作出反应，认为“该系列命案颇显蹊跷，由于死亡者都是警员，故拟由南社部（华南分局社会部的简称）组建专案组负责调查”。

　　这就是四名分局长赴市局汇报案情却又被突然叫停的原因。当天稍后，华南分局社会部组建的一个代号为“55”的特别专案侦查组即投入秘密侦查工作。

“55小组” 　　

专案组的代号之所以叫“55”，据说是缘于华南分局社会部一位领导的随口之语，他说案件死了五人，我们派出的侦查员也正好是五人，那就叫“55小组”吧。建国伊始，秘密工作中所起的代号不像后来那样有比较明显的借喻性，一般都是随口一说，在场其他领导也就都点了头。

　　就是这个“55小组”，不久之后被组织上正式命名为“华南特案组”。

　　“55小组”的五名侦查员，分别是亓舞牧、尹小白、麦善谋、张百行、陈君临。其中亓舞牧、麦善谋、张百行系南下干部，奉命充实到华南分局社会部担任专职情报员。陈君临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他原是东江纵队侦察员，奉命在广州开了一家中医诊所，成为一名集情报员、交通员、锄奸员为一身的秘密工作者，后因身份暴露撤离广州。1949年1月1日，粤赣湘边纵队正式成立，陈君临归队，前往惠东县安墩镇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驻地报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广州解放后，奉调成为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专职情报工作者。

　　专案组五名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是二十二岁的尹小白，上周刚刚奉调来到华南分局社会部，但对于组织上安排他干的工作却不甚满意（具体是什么工作，后面会说到），此时接到通知让他参加“55小组”侦查专案，自是喜出望外，连忙前往专案组办公室向组长亓舞牧报到。

　　组长亓舞牧是河北保定人氏，中等师范没有读完就奔太行山参加了八路。这人平时戴着一副深褐色玳瑁框眼镜，面皮白净，看上去俊朗书生一个，殊不知他出身武术世家，身怀绝技，脸上不动声色，出手毫不留情。抗战中后期，亓舞牧组织锄奸行动上百次，让日伪闻风丧胆。抗战胜利后，根据组织决定，亓舞牧由以行动为主改为专搞情报，先后供职于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华北局社会部，华南分局成立后调到广州。

　　专案组驻地设在一座颇具南方特色的独立小院里，尹小白前往报到时，亓舞牧正在室门一侧窗前拉小提琴，曲调悠扬婉转，对尹小白进屋的动静似乎充耳不闻。尹小白站在一旁听了片刻，有点儿不耐烦了，干脆上前打断：“大哥大哥，没想到您老还有这等雅兴，兄弟佩服！”

　　亓舞牧并不答话，小提琴奏出的曲子却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尹小白微微一愣，似有所悟，迅速正装，跨近两步立正敬礼：“报告！尹小白奉命向专案组报到！”

　　琴声戛然而止，亓舞牧上下打量眼前这个肤色黝黑与其名字正好相反的小伙子：“尹小白，革命队伍中互称同志，如果你喜欢称兄道弟，那就给我滚出去！”

　　“55小组”正式成为华南特案组后不久，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发言时，尹小白提起这事，说自己当时心里就在嘀咕，老亓此举违反了“八项注意”中的第五条“不打人骂人”。

　　此刻，尹小白并没有被老亓的疾言厉色吓住，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我觉得吧，你应该改变一下对我的称谓，不能直接叫我的名字……”

　　“不叫你名字叫你什么？” 　

　尹小白大言不惭：“叫尹老师呗！”

　　亓组长的吃惊程度简直可用瞠目结舌来形容，眼镜片后面两道犀利的目光把这个新部属从头到脚作了一番全方位扫描。换了旁人被他这样盯着，早就吓得腿软了，不想这尹小白居然大大方方坐下了，还打开桌上的茶叶罐给自己沏了一杯茶，而且茶叶放得还挺多。那罐西湖龙井是昨天一位老战友赠送的，亓舞牧看着心疼，心说这么好的茶叶给这小子糟蹋了。更令他恼火的是，你给自己沏茶没问题，亓舞牧那杯喝了一半的茶水就放在一边，尹小白却一点儿眼力见儿没有，竟然没帮自己的顶头上司把茶水添满。

　　尹小白留意到专案组长嫌弃的眼神，只当是没看见，大大咧咧吹着茶水上的浮沫。参加革命九年的正营级干部老亓同志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可以说阅人无数，却从没遇到过这种料，当下真有一种“这小子欠揍”冲上去给他几下的冲动，眼睛不住地瞄着挂在墙上的军用皮带。不过，尹小白接下来的话让专案组长打消了这个念头。

　　尹小白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兄弟参加革命已经十年……”

　　亓舞牧更是吃惊，这小子岁数不大啊，怎么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早一年？

　　要说这尹小白的经历，堪称传奇。他出生于1927年，土生土长的广州市区人。其父母均是中共早期党员，父亲老尹供职香港轮船公司，母亲孙嫂是广州大茂纱厂的女工。在1925年发生的世界工运史上罢工时间最长（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中，老尹系罢工委员会成员。1926年秋罢工结束，老尹被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通缉，组织上将其从香港撤回，改名换姓进了船厂，以机修工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初冬，党组织下达指令，调这对党员夫妇前往上海，充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严重削弱的上海地下党的力量。

　　老尹、孙嫂带着出生十个月的儿子尹小白到达上海后，不辱使命，很快就站稳脚跟，为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一晃儿三年多，1931年初夏，厄运突降。由于叛徒出卖，尹、孙夫妇在英租界被捕，又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两人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半月后英勇牺牲，遗下四岁独子尹小白。

　　尹小白对专案组长郑重强调：“我小时候皮肤很白的，估计不亚于您，所以先父给我取名小白。但是父母牺牲后，组织上派人把我接回广州，到十二岁参加革命时，竟然跟非洲哥们儿有一比，小白变成了小黑，连绰号都叫‘阿黑’。这一黑，就一直黑到现在。不瞒您说，兄弟到现在还在放单，凡是我瞅得中的靓女，人家都看不上我，就是因为我皮肤太黑！”

　　那么，从四岁到十二岁这八年里，尹小白究竟干了些什么，会变得这样黑呢？尹小白向亓舞牧报出“沙弥、道士、乞丐、唱戏、行船、报童、听差”等一连串职业后，亓舞牧的目光顿时变得柔和了，不由缓缓颔首。

　　尹小白十二岁时，广州已经沦陷。当时他是芳村一带小叫花的头儿，一次去“福仁堂国药号”门前行乞，巧遇其父当年的战友闵伯伯。老闵一下子就认出眼前这个小叫花是烈士老尹的遗孤——老尹夫妇牺牲后，就是他奉组织之命把孩子从上海接回，送往羊城尹家亲戚处寄养的。后来，组织上得知尹小白走失，还曾指派专人寻找过。当下，老闵跟尹小白扯了两句，证实自己没有认错，就把这个可能是羊城各路丐帮中年龄最小的帮主带走了。

　　带到哪里去了呢？香港。中共在香港有地下组织，老闵就是其中一处地下机关的领导。尹小白到香港后，被安排在一座公馆里生活。该公馆其实是中共的秘密据点，全宅上下所有成员——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女佣、厨子、花匠、司机、听差，都是地下工作者，尹小白是以少爷名义入住的。不久，他就开始接触秘密工作，利用其年龄优势探听消息、接送同志、跑交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由曾生将军率领的中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派出武工队（就是著名的“港九支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尹小白奉命调往武工队，当了一名侦察员。后来武工队撤出港九地区，尹小白作为东江纵队的秘密情报人员留守香港，由于表现出色，于1943年加入中共，时年十六岁。抗战胜利后，尹小白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香港工委，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根据前述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分局的电文第四项“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和香港工委”的规定，华南分局可以从香港工委调人。华南分局社会部成立后，工作计划中有一项是组建一所公安学校（即广东省公安干部学校，广东警官学院的前身）。由于教程中有关于在港澳地区开展秘密工作的内容，急需熟悉香港情况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来担任教员，香港工委就向华南分局推荐了尹小白。

　　当时流行不拘一格选人才，手里拿得起活儿加上政治可靠就行，不在乎学历、职称什么的，华南分局在对尹小白进行审查时，认为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且文化低，但有实践经验，就给开了绿灯。哪知尹小白来广州报到后，得知要让他当教员，立刻要求返回香港重操旧业，如果一定留在广州也行，那就还是干老本行。组织上一时说服不了他，只好先将其晾在一旁。这当口儿正好发生了“三天五命”系列谋杀案，急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55小组”，领导就想起了尹小白。

　　尹小白满心欢喜前来报到，不曾料到专案组长竟想退货。他出道早，经历丰富，接触过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数不胜数，生性又向来无拘无束，对亓舞牧这样一个上级不大买账，于是就怼上了。

　　起初，亓舞牧的确对尹小白的油腔滑调颇为反感，但一听他的经历，也就理解了。不但理解，还多了几分敬重——年方十二就参加革命，而且从事的是最危险的地下工作，敢在自己面前摆谱，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份资历！正在心里感叹着，门外一声“报告”，进来两个男子——专案组侦查员麦善谋、张百行。

　　这两个原本就是亓舞牧的下属，不需要什么客套。专案组长微微点头，说：“人到齐了，咱们这就开始吧。”

　　尹小白一怔，不是说专案组有五名成员吗，此刻连我在内不过四个，怎么说“到齐了”呢？一边想着，一边四下打量，这才发现靠门边的那把椅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位，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好像还没睡醒似的。尹小白暗暗吃惊，寻思这人进屋一点儿动静没有，能在我这个出了名的“小机灵”眼皮底下玩这一手，定然不简单。

　　这位，就是“55小组”年龄最大的一个，三十八岁的老情报工作者陈君临。

　　专案组的首次会议时间甚短，也就不过侦查员自我介绍，再由亓舞牧作案情介绍。临末，亓舞牧安排大家一人对应一个被害者，分别去了解案情，办理案卷移交手续。当晚七时许，诸侦查员都已返回，汇总情况如下——

　　系列命案中最后一个死者洪秋笙的被害属于典型的暗杀，凶手枪法精准，还有疑似故意燃放鞭炮以掩盖枪声之举，显然是经过缜密策划的。案发后，沙面分局刑警立刻出动，对街面进行访查，拘留了燃放鞭炮的三人。稍后该案的侦查被叫停，三人即被移押市局看守所。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有希望追查到凶手的线索，但后来查明，三人并不涉案，一年前三人之一的女儿因车祸身亡，放鞭炮是为其女儿进行周年祭，这事半月前就定下了。凶手应该是正好赶上这个机会，就趁机利用了。

　　死于医院的黄瘦竹系旧省会警察局的资深刑警，担任高级警务督察官之前，曾是国民党广东省警察训练所的教务主任，在两广警界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在社会上也颇有些三教九流的朋友。解放伊始甄别旧警察时，将其留用。当然，留用不是重用，就将其降职调至市局总务处当了一名普通科员。

　　中央医院属大东公安分局辖区，黄瘦竹死亡后，分局接到报警，立刻派员前往。得知死者身份，又通知其供职的市局。至调查被截停的这段时间，承办警员所做的工作有限，只找到医务人员和七八个在场的患者及陪同家属谈了谈。医务人员说他们的诊疗是严格按照职业规范进行的，怀疑老黄之死跟某种隐性疾病有关，比如心脏病。在场患者和家属则说，老黄进入观察室挂点滴期间，一直比较安静，没有和医务人员之外的任何人有过接触。

　　分局警员离开医院时，带走了老黄在医院期间接触过的所有物品——被褥、枕头、挂针的药水和医疗器械、病历卡，送市局封存。死者的遗体则送到市局停尸房解剖。法医检验结论是：黄瘦竹死于心跳骤停，其生前没有心脏疾病。经对其挂针的药水进行检验，发现其中有与医院药方中的药物不符的化学成分，但受条件限制，目前无法鉴别。法医认为不排除他杀的可能。

　　这个情况与12月22日死亡的蒙圣分局警员陈明贵类似，陈也是生前未患心脏疾病，却死于心跳骤停，两个死者的血液中检出的不明化学物质成分相同。专案组由此认为，黄、陈两人极有可能是被毒杀的。这种毒药无论是注射还是口服，均可致命。

　　而另两个死者郭振堂、郑应富，则应是被同一个凶手杀害。郭、郑都是在公共场合遭的毒手，凶手使用的是一种小型牛耳尖刀，江湖上称为“攮子”，攮子均未拔出，留在受害者的身上，警方在两把攮子上发现了相同的指纹。

　　先前外出调查的侦查员尹小白、张百行两人带回的物证中包括那两把攮子，此刻放在大家面前，每个人都翻来覆去查看了一番，一致确认这是由同一工匠制造的同一批产品中的两把——不但大小式样一致，上面还有流水编号“016”和“017”。这个细节首先引起了尹小白的注意，他那双不大的眼睛看看凶器，又轮流扫视其他几个侦查员，那意思很明显：我已经有发现了，你们呢？

　　亓舞牧见状开腔：“小白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尹小白故意把眼光扫向墙上的军用皮带：“我生怕讲错了，会被您特殊教育……”

　　亓舞牧神色略微尴尬，好在尹小白见好就收，马上进入正题。

　　他到底在香港混过多年，从接触江湖黑道来说，可能是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中最有见识的一个。那么，这两把攮子让他想起了什么呢？他给众人讲起了一桩发生在香港黑道的系列凶杀案——

　　有个刘姓武馆教头，因为得罪了香港黑社会中有名的帮会老大任飞天，被整得家破人亡，不得已亡命海外。三年前，这个刘教头突然出现在香港地面上，不过已经改头换面，即使熟人当街相遇也未必认得出他。他此时的身份是旧金山某黑帮老大，回香港的目的就是找任飞天复仇。当初任飞天杀了他父母妻儿四口，他发誓要以三倍之数，杀掉包括任飞天本人在内的任家十二口。

　　任飞天喜欢寻花问柳，正式和非正式的老婆有九个，生下的子女总共二十九人。刘教头不想一锅端，就撇开任氏的老幼妇孺，选择了任飞天及其十一个成年的儿子，花重金请铁匠精心打制了十二把匕首，每把上面都刻上一个姓名。然后复仇开始，他自己加上三个手下，每人三个目标，在二十四小时内，十二把匕首对号入座，居住在香港本岛和九龙的任飞天及其十一个儿子无一幸免。此案轰动全港，香港警务处全力侦破，伦敦苏格兰场也派来刑侦专家团指导。刘教头虽然在案发后逃离港岛返回旧金山，但迫于各方压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蹈海自尽。

　　尹小白为何要介绍这起“港九父子系列命案”？专案组侦查员立刻领悟了他的意思：眼下的“三天五命”系列凶杀案的作案动机可能也是出于报复目的。

　　如果这个分析对路，该如何进行调查呢？专案组讨论到午夜，决定调查工作分以下五步同时进行——

　　第一，对黄瘦竹案的调查。根据法医解剖以及对打点滴的药水、医疗器械上残留物质的鉴识，确认黄死于毒杀。因此，该案的调查重点是凶手是如何将毒物掺入药水的。此项调查由组长亓舞牧主持。

　　第二，对郭振堂案的调查。老郭是在公共场合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捅死的，大东分局在案发后走访了多名现场目击者，移交给专案组的笔录约摸有寸余厚，但据称并无有价值的线索。该案唯一可以追查的似乎就是凶器来源，那就责成大东分局先盯着凶器进行调查。

　　第三，对郑应富案的调查。郑案与郭案的作案手法类似，凶手也基本可以认定为同一人。黄沙分局对该案的前期调查跟大东分局调查郭案是一个路数，结果也一样。往下的调查，也只能由其盯着凶器来源进行了。

　　因此，组长亓舞牧决定，对上述两案的调查在目前阶段可以串并。两案先前分别是由尹小白、张百行去分局了解情况的，那就让尹、张两人搭档继续调查。

　　第四，对陈明贵案的调查。尽管陈的死因与黄瘦竹相同，但两个案件一个发生在医院，一个发生在家里，环境还是有些区别，而且致两个受害人死亡的毒药究竟是何种物质也弄不明白，那就更谈不上追查来源了。因此暂不串并，由侦查员麦善谋主持调查。

　　第五，对洪秋笙案的调查。洪的被杀跟其他四人不同，市局刑技专家对从现场护墙板里挖出来的那颗子弹头进行了鉴定，确认凶手使用的是美国造柯尔特M1911A1自动手枪。这是世界著名的军用手枪，口径达到0.45英寸（11.43毫米）。这种手枪发射的子弹如果不幸挨上一颗，哪怕是四肢部位，也摊上领伤残证了——老洪被子弹贯穿头部，真容都不太辨得清了。此外，一般手枪的有效射程不过五十米，这种远距离的精准射杀，很少有使用手枪的。M1911A1自动手枪的重量达四斤，寻常人摆弄起来都困难，更何况是远距离一枪爆头？凶手露了这么一手，显然不是寻常的江湖混混儿，很可能是专业级别的枪手，最起码也是惯匪一类。因此，亓舞牧决定把该案的调查交由对广州黑社会比较熟悉的陈君临主持。

　　分工安排妥当，专案组长亓舞牧宣布：明天上午各自行动，晚上返回驻地汇总调查情况。开展侦查时的人力物力支援，概由案发地分局负责；遇到突发情况，随时可以华南分局社会部名义与市局及各分局相关部门联系。

三、“见血堂”轶事

12月24日，“55小组”五名侦查员按照分工分头调查，先说说由专案组长亓舞牧主持的那一路。

　　亓舞牧径直前往中央医院，没有惊动任何人，首先悄然察看了黄瘦竹死亡的那间观察室，然后去医院门卫室往大东分局打了个电话，要求昨天前来勘查现场的三名警员放下手头的活儿，换上便衣，立刻赶到医院来跟他会合。

　　稍停，徐成钢、老蒋、小王三警员匆匆抵达。亓舞牧让他们把昨天谈过话的两个医生、四个护士请到临时征用的一个有内外套间的空房里，自己待在里间，把这几位医务人员轮流唤入询问。问题一共十来个，不算多，但都是亓舞牧事先反复考虑过的。一个个聊下来，众人的说法和亓舞牧之前掌握的情况没什么出入。

　　接下来，亓舞牧让徐成钢三人陪着他一同去走访昨天谈过话的那八位患者和家属。三人怔怔地望着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的专案组长，谁都没吭声。怎么回事呢？昨天他们已经奉命把卷宗上交了，今天亓舞牧又没带来，可三个人做的笔录，包括被询问人的名址什么的都放在卷宗里，根本没往脑子里记，此刻怎么登门走访？亓舞牧见三位这副神色，已经心知肚明，当下漫不经心地将八人的名址随口报出，那三位顿时面面相觑，差点儿惊掉下巴。

　　八户人家不是住在一起的，待一家家跑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亓舞牧说咱们还得回医院。徐成钢三人不知何故，又不好问。大半天折腾下来，他们颇觉疲乏，心里暗忖：看来还是待在分局好，市局（亓舞牧是以市局名义找他们三个来的）工作节奏太紧张，以后若有调市局的机会，还得三思。

　　而此时的亓舞牧正处于兴奋状态。因为这大半天没有白折腾，通过这番走访他已经发现了疑点——

　　据医生、护士陈述，在老黄输液的大约四十分钟时间里，医生并未接触过该患者，四护士中有三人接触过，其中一人为老黄插针输液，几分钟后又去查看过输液是否顺畅；另两人是例行巡查时在病榻前停留过。但是，八名患者、家属中的两个经亓舞牧反复启发后回忆起一个细节（昨天分局警员询问时他们说“没留意”），在老黄出事十来分钟前，他们曾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头戴护士帽、身形稍显丰腴的女护士进过这个病室，在老黄的病床前停留过片刻，是否跟老黄说过话或者进行过什么操作，他们都没注意。

　　亓舞牧马上意识到有问题。先前他在医院调查时曾仔细询问过三个护士跟老黄接触的时段，昨天分局警员的笔录中也记下了护士巡查的时间，均与那二位所说的有差异，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再去医院核查一下。

　　核查结果，四个护士互相作证，再三确认她们之前的说法无误。而且，科室里的护士都是典型广东少女的苗条体形，并无胖子——在她们眼里，丰腴就是胖子了。护士长唯恐侦查员不信，特地把半月前医院搞院庆活动时给各科人员拍摄的合影拿给亓舞牧过目，被亓舞牧老实不客气地收入囊中带回驻地。

　　这番调查的结果说明，有一个护士打扮、体态稍显丰腴的女子在老黄的病床前停留过，亓舞牧高度怀疑此人就是杀害老黄的凶手。于是立刻通知医院院部，全院医务人员一律延缓下班，禁止离开医院，集中于各自科室，等候警方调查。然后致电市局，以华南分局社会部名义要求临时调派十二名侦查员来医院协助。

　　这一查，直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折腾算是大了，却没查到老黄出事前曾出现在内科观察室的那个“丰腴护士”。不过，不止一个医务人员反映，昨天上午他们确实在院内遇到过这么一个体态特征与侦查员查找目标相符的护士，都以为是新来的，但也有人注意到，她所穿的白大褂胸前并无“中央医院”字样。

　　这里先把亓舞牧主持的对“丰腴护士”的调查往旁边搁一搁，说说另一路侦查员尹小白、张百行对郭振堂、郑应富两起命案的调查情况。

　　张百行是北京人氏，二十五岁，大尹小白三岁。小伙子是典型的北方男子体形，高大魁梧，张嘴一吼，声若雷鸣。张家祖上是河北吴桥，那是著名的杂耍之乡（旧时杂技称为“杂耍”），张百行的祖父、父亲都是杂耍艺人，兼通古彩戏法，早年来到北京谋生，后来就在北京落脚安家。张百行原本也是该吃这碗饭的，他本人也喜欢，自三岁开始就自个儿折腾着玩儿了。六岁时，祖父、父亲开始正式传授技艺。不料，到十一岁那年，张百行又喜欢上了武术，拜了个北方有名的武师学内家拳，家中长辈也就由他去了。

　　这孩子不但在杂耍、武术方面颇有天分，读书也很勤奋，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考试，成绩总在前三名。老爸寻思，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供他继续把书念下去吧，毕竟靠读书能谋个饭碗的话，总比当杂耍艺人体面。就这样，张百行一路学了下去，最终考进了大学。

　　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说，孩子考上大学自是一桩大好事，可是，家人的希望落空了。他们不知道，张百行读到高二时，就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大一下半学期，张百行已是地下团组织的支部书记。1947年深秋，张百行读大二时，被敌特列入了黑名单，接到组织上的紧急通知，撤离北平前往解放区。

　　张百行先是被安排在解放区的县政府当了一名税务员，这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大学生嘛，还是学数学的。哪知不到一个月，上级就派人持调令来挖人了。原来，人们发现这位大学生最擅长的其实是格斗术和杂耍、魔术，再加上他的文化水平，简直文武全才，整个解放区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么一块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好料！于是，张百行就进了华北局社会部，不久入党。1949年初，他又作为接管干部进了北平城，分配到亓舞牧手下。后来亓舞牧调到华南分局社会部，点名把张百行和麦善谋要了过来。

　　张百行有着北京人特别能侃的特点，加之出身艺人家庭，有遇人自来熟的遗传基因。“55小组”是华南分局社会部成立以来组建的首个专案组，他对于自己能够跻身其中感到非常自豪。小伙子为人实诚厚道，担心自己对粤语比较生疏，影响侦查工作。他来广州没多久，听着人家刻意放慢速度的广东话也像听外语一样。昨天亓舞牧还没宣布郭、郑两案串并调查时，他已经打定主意，请分局派一个既会讲广东白话又会讲官话的人给他当助手，同时心里又犯嘀咕，担心会不会遭人笑话，毕竟自己是代表专案组的，而专案组成员都应该是精英才对，怎么能连当地话都听不懂？待到听组长说郭、郑两案串并侦查，心头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跟他搭档的这个“阿黑”不但是本地人，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这就没问题了。

　　昨晚的案情分析会结束后，张百行跟尹小白私下聊了聊。

　　“多大啦？”

　　“二十二。”

　　“比我小三岁，那咱就不谦虚自称哥了。”

　　“该当的。小弟少不更事，凡事还望大哥多多提携。”

　　“在党了吧？”

　　“正在努力哩。”

　　“对，这次查这么大的专案是一个机会，好好干，回头哥做你的介绍人。哥已经入党一年了！”

　　尹小白努力憋住笑，抱拳作揖：“仰仗！仰仗！”

　　没了对语言障碍的顾虑，张百行就吹上了：“哥在华北局社会部干过，在北京也干过，见得多哩；另外，老弟你可能不知道，哥拳脚还不错，三五条汉子近不了咱的身，遇到缉拿罪犯时胆敢拒捕的，你站远点儿瞧着，哥准保手到擒来……”

　　第二天天色未明，张百行早早起床，先练了一趟拳，见伙房已开始打早饭，就把尹小白叫了起来。尹小白漱洗一番，在院子里发动了摩托车。张百行说还没吃早饭哩，要不咱拿几个冷馒头带上，路上瞅个空填肚子？

　　尹小白说：“我们去馆子吃早茶。”

　　张百行瞪大眼睛惊问：“听说广州馆子的早茶挺贵的，这钞票……哥可掏不出啊！”

　　“不用大哥掏，公家请客，我昨晚已经向亓头儿领了。”

　　张百行虽然是杂耍班子里长大，有着江湖艺人的世故圆滑，但长期在革命队伍里熏陶，原则性还是很强的：“这是公款吃喝啊，要犯错误哩！”

　　“咱可不是想占公家便宜，这是开展工作的需要。再说了，大哥新来乍到，尝个新鲜，不吃早茶等于是没到过羊城嘛。”

　　两人去的是位于南华路上的“早相知”茶楼。尹小白从叫花子到阔少爷都做过，从事情报工作后，经常往返于省港（“省”即省会广州）之间，时不时就要出入宾馆饭店茶楼戏园夜总会之类。跑堂一看他进门那副架势，以为是纨绔子弟，立刻热情招呼。上到二楼，在临窗一副座头落座，尹小白用粤语向跑堂吩咐了几句。跑堂点头哈腰喏喏而去，不一会儿，便走马灯似的端上若干茶食，至于茶水，光绿茶就有龙井、碧螺春，此外还有红茶和茶楼自制的凉茶。

　　张百行看着，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正要提出异议，尹小白忽然一跃而起，冲着楼梯口方向疾迎上去，朝一个五十出头身材粗壮的络腮胡子拱手作揖：“李叔！您老来啦！请——”

　　一边说着，一边亲热地挽住对方的胳膊，将其引领到桌前，也不给张百行作介绍。而那络腮胡子似对张百行也不感兴趣，连扫都没扫他一眼，大模大样地在对面坐了下来。“哈，小白老弟每次约我，都是在这家茶楼，想得周到，就在我家对面，出门抬腿就到了。”

　　不过，络腮胡子说的是粤语，张百行自是一头雾水。茶楼没有独立包房，尹小白招呼跑堂取来折叠式屏风摆上，就算是雅座了。

　　稍后才知道，这个“李叔”以前曾是羊城铁工行业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铁锤钢钳帮”的老大，后来虽然“让贤”隐退，但势力还在。尹小白以小叫花为业时就跟李老大认识，参加革命后，组织上让他放单飞在省港之间从事地下交通，就跟李老大搭上了线，利用帮会势力掩护秘密工作。李老大跟尹小白很投缘，两人算是忘年交。

　　这次尹小白奉命调查郭、郑命案的凶器来源，马上就想到了李老大，寻思此人铁匠出身，又做过行业帮会老大，对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清楚。于是，就向专案组长申领经费。亓舞牧是业内老手，知道与李老大这样的角色打交道时需要摆阔，尹小白提出的金额虽然让他有点儿肉疼，但还是爽快地批了。

　　尹小白和李老大这对忘年交你一句我一句都是“鸟语”，张百行在旁边傻听着，云里雾里。直到尹小白把那两把攮子取出来请李老大过目，张百行方才意识到，原来“阿黑”此举是为了请专家鉴定，不由暗暗佩服：这小弟在广州的人头真熟啊！

　　尹小白没告诉李老大自己已经常住广州，仍说在香港生活，受朋友委托，特地前来请李叔看看这两把攮子的出处。李老大把攮子翻来覆去端详了片刻，放下，却不说话。尹小白看似随意地把茶房先前送上的毛巾轻轻覆盖在上面，又朝张百行使个眼色，后者会意，便把鉴定物收了起来。

　　两个侦查员都看着李老大，静候他开口。李老大端杯啜了几口茶，用筷子夹了块熏鱼，放在碟子里耐心地剔除骨刺，看得出他是在考虑应该怎样开口。尹小白马上意识到：看来这两把攮子大有来头，大到竟然连李老大都要斟酌该怎么说！

　　一块熏鱼吃完，李老大又喝了两口茶，终于开口：“尹少爷，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以前羊城地面上有个‘见血堂’？”

　　尹小白一怔：“我在香港听道上朋友闲聊时说起过，后来不是被日本宪兵队给端掉了吗？”

　　这回两人说的是官话，显然是为了张百行也能听明白。此前他们用粤语聊天，张百行反正也听不懂，那就只管闷头吃喝——专案组成员平时也是吃大灶，伙食没啥油水，正好打个牙祭。此刻听尹小白用官话一说，当下一个激灵，也不管合不合适就插嘴了：“‘见血堂’？我知道啊！”

　　他确实知道。还没进广州时，上级就下发了广州解放前的社情资料让他们认真阅读，其中有不少关于帮会的内容，他是大学生，文化高，记性好，“见血堂”这个帮会名称起得又比较生猛，他自然印象深刻——

　　大约在1928年前后，原先活跃在伶仃洋的一帮海盗不知何故宣告“金盆洗手，不问江湖”，数十人各奔东西。其中有十八人进了广州城，为首的是海盗头目“伶仃王”王搏，这时换了个名号，气派更大，叫作“陆上龙王”。“陆上龙王”以低价半抢半买弄到了一个码头，摇身一变，由海盗转为恶霸。经营码头不是一桩平常活儿，不但要有经商本领，还要掌握跟黑白两道周旋的技巧。结果，他们的码头差点儿被本地恶霸强占。于是，这伙人决定恢复海盗本色。

　　他们原本就是刀头上舔血的亡命之徒，个个通晓武艺，又有生死格斗的实战经验，要说动武，可真算得上黑道正规军。跟几个同样属于黑恶势力的竞争对手武斗了几次，对方无不折服。尝到了甜头，王搏决定组建一个帮会，以巩固战果。从此，广州地面上就有了一个名唤“见血堂”的黑帮组织。当时，王搏找李老大打制五十把镌刻编号的攮子，李老大知道不妥，又不好直言拒绝，只得找个借口把这活儿转给了别人。

　　凭借“要么不出手，出手必见血”的宗旨——不是对手的血就是自己的血，经过多次血腥械斗和暗杀行动，“见血堂”终于在广州站稳了脚跟。“陆上龙王”深谙见好就收的江湖准则，在站稳脚跟后，没再动扩展势力的脑筋。这样，总算平安度过了十个年头儿。

　　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强行征收十三个民用码头作为军用，“见血堂”的码头也在被征收之列。这下，“陆上龙王”不乐意了，决定抗争。他联络了也被征收码头的另外几个帮会头目，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用软硬两种方式同时跟日本人周旋。软的是贿赂负责此事的日本军官，要求放过他们的码头；硬的就要见血了，“陆上龙王”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就干掉了数名热衷于为征收码头之事向日军献计献策的汉奸。

　　这下日本人被惹恼了，广州日军头目安藤利吉下令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严查。矢崎勘十指挥伪广东省治安维持委员会（简称“维持会”）治安处负责调查该案，最终查明系“见血堂”所为。1939年2月23日夜间，矢崎勘十调动日军宪兵队，配合维持会治安处出动的警探包围“见血堂”掌控的码头，连杀带抓，把“见血堂”成员悉数给解决了。“陆上龙王”王搏被捕，稍后死于维持会治安处看守所。自此，“见血堂”这个名字就成了广州黑道的一段短暂的历史，渐渐被人遗忘。

　　李老大说：“当时这事是日伪报纸上的一件大新闻……你问什么报纸？让我想想……”老铁匠虽做过帮会头目，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要他回忆十年前的这么一张报纸，显然是太难为他了。尹小白、张百行见他皱着眉头苦思冥想了半晌没有动静，也就不抱希望了。没想到竟然还有峰回路转——想起来了，李老大说，“那张报纸好像叫《东亚新粤报》，我还用它糊过老宅子贮藏室的天花板呢。可惜老宅子一把火烧掉了，不然说不定能给你们找来看看。”

　　跟李老大分手后，尹小白、张百行商量下来，认为有必要去查阅一下那份《东亚新粤报》，看看当时日本宪兵队解决“见血堂”一案是怎么回事，也许记者会写到跟“见血堂”那个“要么不出手，出手必见血”的帮会宗旨密切相关的五十把刀具，那就可以作为追查下去的线索了。

　　《东亚新粤报》是广州沦陷初期由几个汉奸文人用日军提供的经费办的一份汉奸报纸，存在时间只有十个月，是否能找到比较难说。尹小白、张百行先去了市图书馆，没有；又去省图书馆，也没找到。尹小白嘀咕：“兄弟我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革命后刻苦钻研，好歹能识几个字了，也可算自学成才。不过，遇到这种文化含量高的活儿，走到这一步就傻眼了，那就只有靠大哥您了。大哥，您说往下我们再往哪里去找？”

　　张百行毕竟是上过大学的，马上想起大学里的图书馆也许会收藏这种汉奸报纸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两人直奔中山大学，还真撞到了运气，中大果真收藏着全套的《东亚新粤报》。因为知道事件发生日期，轻而易举就查到了相关报道。报道写得比较简单，但对攮子的下落倒是提了一句的，说“缴获左轮手枪、火药枪、铁尺、长短刀器，其中有该恶帮赖以成名的特制精钢匕首数十件，均交由市维持会治安处封存”。

　　尹小白大喜，说折腾了大半天，原来要找的东西在咱们自己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呢？上述伪广东省治安维持委员会治安处即稍后的日伪警察局，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后由我军管会公安部接管，故相关线索还是要回到公安局查找。当然，这么一折腾，一天时间就过去了。是否能够找到跟攮子有关的线索，只有明天再说。

　　同一天，另两位侦查员麦善谋、陈君临分别对洪秋笙案和陈明贵案进行调查，麦善谋未能查摸到线索，陈君临这边倒是有些小小的进展——

12月22日晚上，陈明贵下班后，路过那家没有店招的小店铺，在那里吃了夜宵才回家。据店主夫妻说，陈吃夜宵时店堂里还有另外两个顾客在，一男一女，看似一对伴侣，年龄都在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男的体态墩实，有着一张凶相十足的马脸，剃光了胡子的两个腮帮子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隐闪青光，更是凭空增添了几分狰狞。马脸汉子的女伴个子不高，偏胖，一张鹅蛋脸，长相还不错。

　　两人是与陈明贵相隔两三分钟进来的，跟陈坐里侧靠墙的同一副座头，那个位置离厨房最近，是店堂里最暖和的地方。店主妻子阿珍上前询问吃什么，男的低声问店里有哪几样夜宵，阿珍说了说，女的问“他吃什么”（指陈明贵），阿珍说这位先生吃馄饨，正在包，您二位如果也吃馄饨，那就一起包了。鹅蛋脸女子却说要吃面条。这对男女说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广州本地粤语。

　　面条是和馄饨一起下锅的，但面条熟得快，所以先上桌。两人吃得也快，陈明贵那碗馄饨才吃了一半，那对男女已经把面条解决了，付了钱钞拔脚就走。

　　陈明贵和次日死亡的黄瘦竹都是被同一种毒物毒死的，可以认定系同一个或同一伙凶手所为。陈君临听店主夫妻如此这般一说，对那对男女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那个女子。阿珍说那个鹅蛋脸女子有点儿偏胖，陈君临马上联想到曾在黄瘦竹命案现场出现过的“丰腴护士”。当下，陈君临拿出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空白页上草草几笔就划拉出一个女性脸型，问阿珍是不是这样一张面孔，又根据阿珍的回忆作了修正。最后重新画出一张，阿珍看着连连点头，嘴里一迭声道：“像！像！”

　　陈君临这一手画技是祖传基因+童子功+拜师学艺+地下情报工作实践练就的，看似简单随意，其实却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深厚积累。露了这么一手，不仅店主夫妇啧啧称奇，分局临时指派给陈君临做助手的那三个刑警更是暗翘大拇指，只是奇怪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市局（陈君临是以市局侦查员名义来调查的）有这样一号人物——根据陈君临那口粤语，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是广州地面上的侦探，此刻才能独当一面主持陈案的调查，说不定是一位有着地下党身份的旧刑警。

　　不过，佩服归佩服，陈君临“没来由”地对那对男女产生怀疑（“55小组”的调查在内部也是保密的，他们并不知道黄案的细节），他们还是感到难以理解。三刑警一致提出，被害人老陈并非寻常警员，他是1934年省警校刑侦班出身，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还受到过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接见，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东省会警察局（即广州市警察局）警探处、日伪广东省警务处、抗战胜利后的省会警察局刑侦大队、广州市公安局，干的都是刑侦的活儿。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年富力强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那份机警已经渗到骨子里，什么人能当着他的面往他的碗里下毒？更别说是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

　　陈君临当然不可能向临时助手作进一步解释，他把这个怀疑带回驻地，在汇总情况时和盘托出。专案组长亓舞牧遂作出决定：从明天开始，全组侦查员连同分局调派的临时助手，集中力量盯着“丰腴护士”和两把攮子展开调查。

四、武师之子

　　计划赶不上变化。12月25日清晨，侦查员还在用早餐时，组长亓舞牧接到市局总值班室的电话：午夜稍后，大东分局打来电话，说接到被害人郭振堂遗属来电，称在整理郭的遗物时，发现一封已经拆开的信函，信纸上没有文字，只画了一把尖刀，刀尖上滴落着红色颜料绘就的形状不规则的一颗颗血珠。分局即派警员前往郭宅了解情况，做了笔录，并带走了那封无字警告信。

　　半小时后，笔录和警告信已经放在专案组驻地会议室那张长方形大桌子上了。侦查员传阅后，具有不凡绘画特长的陈君临对警告信的画技作了等同于技术鉴定的结论：绘画者并没有任何绘画功底，连最基本的素描、写生训练课也没有上过。这把攮子看着很逼真，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犯难，把凶器放在纸上直接描下来就行了；至于血珠，看着好像自然，但仔细分辨就会发现，那是从另外的什么画上用描图纸先画出轮廓，复制到信纸上然后再上的色。

　　亓舞牧从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取出凶器，放到信纸上一比照，果不其然！

　　接下来，轮到尹小白发表意见，他提出一个问题，从信封上的笔迹判断，写信人多少还是有点儿文化功底的，比如字写得就比他这个“小黑”漂亮得多。那么，写信人为什么不写上几句话，而是要画一张图作为警告呢？况且，根据老陈的说法，写警告信的这厮在绘画方面纯属外行，可能比我都不如——说到这里，尹小白随手在一张空白纸上几笔划拉出一把西洋匕首，众人瞧着都表示赞赏，连陈君临也翘起了大拇指。

　　尹小白也不谦虚：“这是一把西班牙海盗专用的匕首，比小攮子难画得多，我……”忽然瞥见专案组长的眼神，他连忙打了个哈哈转换话题，“Sorry！言归正传。对于那主儿来说，画画比写几句话应该更犯难些。可他为什么舍易求难呢？这一点我觉得似乎反常。再者，刚才老陈说过，这张图上面的血珠可能是先用描图纸把其他图画上的图案描出轮廓再复制到信纸上的，我想这图案可能也包括雨珠、水珠之类，再往下想，这厮搞得这么复杂，会不会弄了不止一封警告信？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不写文字而是要用图画作为警告信的内容。我们是否有必要对其他四名被害人也做一个调查，看他们是否也收到了类似的警告信？”

　　尹小白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亓舞牧立刻接过话头：“小白分析得有道理！五个被害者会不会只是一系列凶杀案的开始？凶手的名单上会不会还有其他对象？这个，我们需要向领导报告，通知全系统对此进行有效防范。现在散会，大家马上分头去走访其余四名被害人的单位和家庭，看看他们是否也收到了警告信。”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其余四名被害人都收到了警告信，其中陈明贵、郑应富是寄到家里的，洪秋笙是寄到市局的，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与郭振堂收到的那封相同，而且都是同一邮局寄出的。黄瘦竹收到警告信后将其烧毁了，只在台历上注了一笔，曰：今收滴血匕首图片一纸，无聊至极，付之一炬。

　　那么，收到这种喋血警告信后，五个受害人为什么都没有张扬此事，甚至没跟供职的警务机关领导说一声？这种情况如果换一个城市、换一个时段，肯定会被当事人当一回事的，可是，在1949年12月的广州，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的广州，敌特分子活动猖獗，给人寄警告信算不上新闻，寄子弹、毒药的都有。对于收信者来说，收到也就收到了，大多不愿报案，也缺乏向领导汇报、跟同事说一声的兴趣。特别是此刻正在侦查的五命系列案的被害人，都是留用警察，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积极追求进步，主动加班加点，热情为群众服务，有人甚至还向上级递交报告要求减薪。一旦有什么急难险重的任务，更是争先恐后冲在前头。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如果谁收到警告信，他会拿出来吗？这位，您这是干啥？出风头？炫耀？

　　事后经内部调查，不仅是公安局，全市各机关的留用人员收到诸如书面或者电话等形式警告的，占大约九分之一的比例。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洪秋笙、黄瘦竹显然都没对此事引起重视，认为这不过是一封寻常警告信，当不得真的，就更不会去惊动领导了。

　　但是，既然占不小比例的留用警察都曾接到过警告信，为什么其他人没被谋杀，恰恰是这五人不幸遇害了呢？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如此，调查方向就由原先的两个增加到三个，除了攮子和女护士两条线索，还要调查五名被害人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等。

　　访查女护士这项由亓舞牧、陈君临两人带着分局临时调派的六名侦查员进行。一干侦查员先列出了目标的个体特征：年龄在三十岁出头，身材矮小，体态偏胖，鹅蛋脸，烫中波浪发型，发色偏黄，操广州本地口音；穿浅色外套、黑色灯心绒裤子，足蹬白色运动鞋；对医院情况似较熟悉，能熟练操作注射器械，动作麻利。

　　根据上述特征分析，侦查员认为该目标系广州人氏，应该接受过医务专业训练，很有可能从事过较长时间的护士职业；从其动作麻利、心理素质稳定这两点判断，应曾供职于正规医院的外科手术室、急诊室之类的岗位，不排除有过战地医务经历。

　　鉴于黄案发生时该医院有医务人员注意到该女所穿白大褂胸前未印医院名称，估计其作案时所穿的那件白大褂应是来自私营小诊所。侦查员认为这倒是一个寻觅其踪迹的切入点，亓舞牧决定先去市卫生局了解全市私营小诊所的情况。

　　卫生局提供的私营诊所数字使侦查员暗吃一惊，广州全市二十八个区竟然有三百七十多家私营诊所。亓舞牧跟陈君临商量：“挨家挨户走访恐怕不大现实，弄个人仰马翻不说，时间也耗不起。老陈你是本地人，又是长期在广州市区活动的，肯定熟悉社会情况，此事看来要请你拿主意了。”

　　陈君临思索片刻：“据我所知，并不是每个私营诊所都有女护士，比如一些小诊所，或者牙科诊所，可能就只有一个男医师，先把这些诊所从调查名单中剔除就是。剩下的数字可能还是有点儿惊人，我们可以翻翻解放后卫生局的登记表，诊所的医生、护士各多少人，姓甚名谁，是男是女，应该都有记录，然后再把有女护士的诊所挑出来。这么一来，范围又缩小了一些，我们八个人再分头前往调查。”

　　这一查，很快就发现了一条线索：东山区署前路“明康诊所”12月17日晚遭窃，窃贼什么都没动，只把一件小号白大褂连同帽子一起给顺走了。由于损失微小，所以诊所并未报案。

　　前往走访的侦查员是东山分局治安股的老金，他跟诊所五名医护人员聊下来，得知窃案发生前一天下班前，曾有住在附近的一个男青年前来诊所询问治疗老年关节炎的情况，还貌似随意地打听白大褂在哪里可以买到。护士回答说，市面上并无白大褂出售，各医院、诊所需要的白大褂都是凭营业执照向厂家直接购置的。青年似乎有点儿失望，离开后，大家也都没当回事，结果，次日晚上就遭窃了。

　　专案组对此自是要作出反应，就把提供情况的女护士阿娟请到管段派出所，让所长把一干户籍警集中起来，听阿娟对那男青年的外貌进行描述，对照着回忆自己管段内是否有这么一个主儿。陈君临则边听边画，一连画了好几张。

　　阿娟说完，有三个户籍警开口了。一个说这个对象跟我管段里的某某某相似；另一个说这主儿好像是17号院里的混血儿假洋鬼子；第三个则说好像是我管段里“熔旺煤球行”的小开叶惠良。专案组长亓舞牧把陈君临刚刚根据阿娟的描述画的那几张画像拿给三个警员看，他们却没有反应。又给阿娟看，阿娟也是摇头，说不像。亓舞牧便让她重新陈述，陈君临对画像进行修改。没想到陈君临的那份灵性此刻却发挥得不咋样，修改了好一阵也未获得阿娟的认可。亓舞牧正感失望，一直没有开过腔的户籍警小何说话了：“我想起来了，我管段里有一个叫阿勇的，可能就是你们要寻访的对象！”

　　二十一岁的阿勇出身武师家庭，家里原是开武馆的，他自小跟着老爸练功夫，一手咏春拳打得像模像样，抗战胜利那年不但获得过广州市国术大赛少年拳术组亚军，实战能力也不错，前年秋天一个夜晚路遇抢劫，曾以一敌三打跑了三个流氓。这时他家的武馆已经关闭了，其父受邀担任“亚细亚机器厂”钟老板的保镖，兼任钟家子女的国术教练，两份收入颇丰。阿勇是独生子，家里上下都宠着他。他长到这么大了还没份像样的工作，却也不缺钱钞用，家境不错，加上社会上巴结他的狐朋狗友不少，日子过得倒也蛮滋润的。

　　此刻，户籍警小何怀疑上他，倒并非这小伙儿会拳术，跟陈君临的即兴划拉也没有关系，而是突然想起了上周下街巷时偶尔听居民聊起的一桩传闻——

　　阿勇被他那保镖兼教头的老爸揍了一顿，据说这是这小子出世以来所挨的第一顿揍。挨揍的原因呢？那天，阿勇到“亚细亚机器厂”去，跟厂医务室的一个护士套近乎，两人谈得很热络。可是，阿勇告辞后，那护士发现自己挂在墙上的白大褂连同帽子不翼而飞了！这姑娘倒是没怀疑到阿勇头上，但丢失了白大褂，要从薪水里扣下相应的钱钞才可重新申补。那年头儿工厂员工收入不高，姑娘一急，禁不住就哭起来了。这一哭，惊动了同事，听说丢失了东西，马上通知厂保安队。保安队来人一了解，就疑上了不速之客阿勇。队长去董事长办公的那幢小洋楼找到保镖老任，悄然说了此事。老任武师出身，讲江湖，自是知道对方来访是什么意思，便说此事由我处置，若真是犬子所为，准保完璧归赵。

　　当晚老任回家后直趋阿勇卧室，见墙角衣帽架上赫然挂着一件白大褂和一顶白色医务无檐帽。大怒之下，从床上把业已熟睡的阿勇揪起来，没头没脑揍了一顿。这下惊动了全家三代，顿时，老母妻子女儿女婿都像出了火警似的出动，围着站着坐着跪着，老母哭妻子闹，女儿女婿哀告，总算把老任拉开。

　　户籍警小何并未把这件事当成什么治安纠纷，听过算数。而“明康诊所”遭窃后因损失微小也没报案，派出所并不知道。如果不是今天专案组侦查员来寻访线索说起诊所失窃白大褂之事，他肯定就把老武师教训儿子的传闻丢到脑后了。刚才在旁边听了片刻，他寻思同样是跟白大褂相关的事儿，会不会跟老任的儿子有关呢？

　　小何这一说，顿时引起侦查员的兴趣。亓舞牧当即要求派出所看看老任家的户口底档里是否有阿勇的照片。建国初期城市户籍管理并未要求每个上户口的成年人必须提供本人照片，那时的经济条件普遍不高，付不起照相钱钞的家庭不在少数。亓舞牧要查看的所谓户口底档，其实是日伪时期成年人领取“良民证”留下的照片。所方查了查，没有。

　　小何想起辖区居民老时是太极拳好手，抗战胜利那年也参加过广州市国术大赛，获得了成年太极拳组季军，小何曾在他家里的墙上看见过一张全体获奖者的合影，记得老时还指着照片跟他说过，本街坊有两人获奖，另一人是阿勇，就是站在他前侧的那位。当下一说，亓舞牧即要求借来一阅。

　　稍后，照片取来了。请阿娟辨认，说“很像”。

　　亓舞牧跟陈君临商量下来，放弃了立刻拘拿阿勇的打算。五命系列案案情重大，阿勇又身怀武技，他们担心白日传唤不稳当，万一发生差错打草惊蛇，会影响整个案件接下来的侦查。于是，决定先悄然监视任宅，待深夜采取行动。

　　对付咏春拳亚军，而且必须保证生擒活捉，专案组自然要五名侦查员一齐出马。作为华南分局社会部的情报骨干，他们不一定算得上身怀绝技，但擒拿格斗方面都是拿得出手的，尤其是亓舞牧和张百行，一个是家传武学，一个拜过名师，而且实战经验丰富。行动时排出的阵势是：亓舞牧、张百行两个同时出马打头阵，麦善谋、陈君临跟进，尹小白殿后。

　　当天午夜，专案组全体出动。两辆美制小吉普开到距任宅一箭之遥的街口熄火停车，五名侦查员悄然朝任宅逼近，行至宅前，黑暗中闪出派出所长，以手势示意目标在宅内。亓舞牧一努嘴，尹小白手脚并用，以猿猴般的轻灵动作攀到行道树上，稍作观察，悄无声息地下到地面，朝专案组长亓舞牧点点头——院内各个房间已经关灯，岁末严寒天，老任全家料想已经各自安歇了。

　　那就开始行动吧。按照计划，为防对方持有武器，故不采用破门而入的方式突入宅内。任宅大门上安装着司必灵锁，但里面又上了粗杠门闩，尽管专案组五位都有开锁技能，此刻却是没什么用处，只好翻墙而入再从里面把大门打开。这活儿又是尹小白的，他的搭档大个子张百行充当人梯。尹小白站在他肩膀上，两手攀住墙头一个引体向上的动作，无声无息地进入院子。

　　哪知，尹小白刚溜到大门后取下门闩，只听身后一阵风声，情知有异，一手打开司必灵锁，一手从怀里掣出手枪，同时脚下移动闪离原位。饶是如此，还是被人一脚扫在小腿上，顿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偷袭者正是缉拿对象阿勇。事后专案组根据现场痕迹以及向其家人拳友了解到的情况分析，阿勇正在习练气功，每天午夜后须露天站桩个把时辰，当时阿勇已经处于类似老僧入定的状态，这时的感觉是整个人仿佛站在水底下，对外界的感受比较朦胧，而且靠的不是听觉和视觉，而是一种类似直觉的感应。阿勇无声无息地往那儿一戳，还是站在树下的阴影里，尹小白攀墙而入时竟没有注意到。他进入院子时的动静很小，但取下门闩发出的响声，却被阿勇感受到了，换句话说，是把入定状态的阿勇惊醒了，于是迅即出手。

　　这时大门已经打开，亓舞牧、张百行两个几乎不分前后地冲了进来，双双直扑阿勇。阿勇果真身手不凡，把咏春拳拳掌快疾、步法灵活、防守严密、攻守同期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专案组的突击行动失去了突然性，亓、张两个打头阵出其不意下手拿获阿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不得已和阿勇缠斗在一起，一时难解难分，另两个助拳的侦查员麦善谋、陈君临随即加入战团，混乱中，不知谁“哎呦”了一声，被阿勇一拳击翻在地。

　　几个回合斗下来，屋里睡觉的人都被惊醒，任老拳师以为家里来了贼人，只穿着棉毛衫裤，手里提着一柄雪亮的单刀冲出来，被亓舞牧一声大喝“公安执法”吓了个激灵，驻步呆立。趁这个空当儿，阿勇避开张百行的一记飞腿，纵身上蹿，双手抓住二楼阳台栏杆飞快攀爬上去，继而又踩着阳台栏杆，探身反手攀住屋檐边缘，一个鹞子翻身，竟然上了房顶！

　　专案组事先了解过任宅的建筑结构，知道该宅没有后院，后墙与邻家连砌在一起。现在阿勇上了自家屋顶，只要纵身一跃，就可以跳到邻家屋顶上，专案组没在周边邻居处布防，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就只有干瞪眼了。情急之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开枪！打他腿！”

　　话音未落，枪声真的响了！这一枪的后果，使专案组原先想通过讯问阿勇获取突破口的希望变成了一个肥皂泡——阿勇死了！

　　阿勇的直接致死原因，倒并非一枪毙命。那一枪是张百行打的，小伙子是杂技世家出身，又是武术好手，虽然接触枪支比较晚（从北平撤往解放区后才开始摆弄枪支），但于枪械却有点儿天赋，加之喜欢钻研，到1949年2月初以接管干部身份进入北平城时，枪法已经练得不错，在接管干部中小有名气。

　　行动前，专案组长亓舞牧强调过多次，必须抓活的，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方唯一的有效线索，指望将其拿获顺藤摸瓜。在驱车前往任宅的路上，亓舞牧再三叮嘱，“没我的命令不能开枪”——其实这话也不过说说而已，如果真的需要开枪解决，那亓舞牧的动作比谁都快。亓舞牧是锄奸英雄，长期从事锄奸工作，那是要真刀真枪和敌人玩命的，枪法不是一般的出色，说他是神枪手也当之无愧。

　　亓舞牧寻思，他这么一下令，肯定是没问题了，哪知张百行竟然擅自开枪。要说张百行这一枪的准头还是不错的，打在阿勇的右小腿上，并不致命。问题是，阿勇当时站在房顶的边缘，突然间腿上挨了一枪，自是立足不稳，一头栽了下来。出于练家子的本能，下坠过程中，他下意识地调整体位以减轻坠地造成的伤害。但小腿骨头被打断了，这种调整就不太到位。调整不到位，其后果是比不调整还糟糕，竟是头部先着地。如此，就摔断了脖子，一命呜呼了。

五、杀人灭口

前面说过，亓舞牧这人虽然长相斯文面皮白净，但脾气却是不敢恭维，和尹小白初次见面，因为听不惯对方的江湖口吻，就能声色俱厉出言训斥让尹小白下不来台，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此刻当着分局、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员，他还不至于立马发作，脸色依旧如常，指挥众人检查尸体、勘查现场、搜查任宅，直到通知市局派车把尸体拉走。忙活了一晚上，众侦查员返回驻地时，鸡鸣声已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待侦查员们吃过简单的夜宵，就听见亓舞牧在院子里吹响了集合哨。五人在驻地小会议室内坐定，陈君临知道亓舞牧没吃东西，给他带了两个馒头。亓舞牧点头示谢，微叹一口气：“此刻纵然是山珍海味我也咽不下啊！诸位，现在开会，为啥事儿大家自是心知肚明。”说到这儿声调倏地拔高，“张百行！” 　

张百行已有心理准备，应声起立：“有！”

　　“你小子就站着回答问题——是你开的枪没错吧？出发前我再三交代要抓活的，你肯定听明白了，那为什么还要冲目标开枪？”

　　“报告！因为那主儿身手利索，已经上到屋顶，如果不把他打伤，只怕他就开溜了。”

　　“是你自己想开枪？还是因为听了其他人的提醒开的枪？”

　　“是我自己下意识开的枪！”

　　亓舞牧一声冷笑：“前面把开枪的动机说得很清楚，现在又说‘下意识’……”说着一拍桌子，“下意识个头！一边儿站着去，面壁反省！”

　　张百行遵命照办。亓舞牧依旧满脸寒霜：“继续往下捋——你们三个，是哪位在现场咋呼开枪的？”

　　尹小白起身几步走到墙边，和张大个子并排面壁而站：“是我。”

　　亓舞牧是何等人物，在现场就听出嚷嚷开枪的是这黑小子。原以为尹小白会装傻不认，没想到这主儿干脆主动面壁了。 　

　“你叫别人开枪，你自己为什么不开枪？”

　　“我给那主儿整了一招扫堂腿，现在走路还瘸着呢，那当口儿站都站不起来。目标已经上房了，我在地上那个角度瞄不到他的腿，只能打上半身，现移动找合适的角度也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张嘴就嚷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跟张百行没关系，由我全部承担就是！”尹小白依旧对着墙壁，一口气还说了这么多，这场面看上去就显得很古怪。

　　亓舞牧“哼”了一声：“有我亓某在，谁能从我的枪口下开溜？你们俩，都转过身来！” 　　

呈现在亓舞牧眼前的是两张明显不服的脸，尤其是尹小白，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丝微带嘲讽的坏笑。亓舞牧沉声低喝：“尹小白、张百行听命！向右转，起步——走！”

　　尹、张两个年轻人以及坐在一边的麦、陈二位，都以为亓舞牧要把两个闯祸分子撵出会议室，没想到亓舞牧却让他们在另一侧墙边的大黑板前驻步。亓舞牧用粉笔在黑板上寥寥数笔，就把现场草图勾勒出来了，嘴里一边念叨着在场人的名字，一边用粉笔标出所在位置，然后把尹小白的位置、他自己站立的位置以及目标阿勇的位置划上连线：“尹小白，你先看这个，当时现场是不是这样？”

　　尹小白缓缓点头：“是。”

　　“你再看这个……”亓舞牧接着又画出任宅以及周边房顶的俯视图，用虚线标出目标当时可能逃窜的三个方向，甚至估算出了他自己的位置与这三个方向之间的夹角，画完，他盯着尹小白，“明白了吗？”

　　尹小白没上过一天学，靠着自学识得几个字而已，此刻面对亓舞牧勾勒出的几何草图，一脸茫然。

　　“张百行，你是读过大学的，给他讲讲。”

　　不想尹小白心眼玲珑剔透，张百行还没开口，他的脸上已然露出顿悟的表情：“我看明白了。组长您这是说，目标当时只有三个方向可以逃窜，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逃，您所在的那个角度，都可以轻松击中他的腿。最关键的是，阿勇当时站在房顶的边缘，在百行那个角度射击，阿勇身子向后倒，肯定是头朝下直接从房顶栽下来，而从您那个角度射击，阿勇首先会倒在房顶的斜坡上，即便是从斜坡上滚下来，也不至于摔断脖子了……”

　　亓舞牧微微点头：“明白了就好。不过呢，当时那个情况，稍微犹豫一下就可能丧失战机，所以也不全怪你们。这件事由我承担全部责任，我会向上级写报告说明的。”

　　这话让尹小白颇为感动：“组长，还是由我承担责任吧。”

　　亓舞牧摆摆手：“你们俩坐回去吧，这事就这么定了。”

“要不，咱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尹小白还想讨价还价，见亓舞牧盯着自己的眼神又凌厉起来，赶紧闭嘴。

　　现场复原完毕，亓舞牧说到正题：“目标见阎王去了，咱们得重新查线索。尹小白、张百行，你们二位昨天外出调查的结果如何？昨天一回来就点了你们的将，让你们参加缉拿姓任的那小子……我记得你俩昨天返回驻地时好像一副兴冲冲的样子，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两件凶器有眉目了？”

　　“组长您真行，火眼金睛啊，什么都瞒不过您。”虽然是夸组长，尹小白的语气却显得相当得意——当然是得意自己了。

　　亓舞牧最看不惯的就是他这一套，不由皱起眉头：“那就快汇报吧，天都快亮了，长话短说！”

　　前天，尹小白、张百行两个调查命案凶器的来源，运气还不错，到傍晚总算查明，当年“见血堂”的这批攮子被日军宪兵队收缴，送维持会治安处了。治安处就是日伪时期的警察机构，侦查员推测，解放后接管的广州市警察局应该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昨天他们本打算一早就前往市局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不想出了警告信的事，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分头找受害人家属了解情况，小半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等他俩腾出工夫赶到市局，已经快中午了。

　　在市局倒是比较顺利，很快就在旧档案中查到了当年“见血堂”被收缴的那批特制攮子的下落：起初是在治安处封存，稍后，广州汉奸政权成立，治安处转为日伪警察局，那些攮子就继续封存在警察局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日伪警察局，清点物资，登记造册。档案显示，在移交物资账册的草稿上有关于那批攮子的记载，总共五十把，按编号顺序盛放于五个木盒中；但在正式移交的物资账册中，却不见这些攮子的记录，随同消失的还有其他一些物资，都是些不值钱的零碎物品。估计是负责清点物资的人员认为过于繁杂，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干脆就清理掉了。 　

清理掉也该有个去处吧？侦查员向市局人事处打听，得到了三个名址，说这三人是当年日伪警察局负责管理收缴物品的警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工作也没变，依然是管理收缴物品。不过，广州解放后，这三人都未被新政权留用，各自回家了。

　　尹小白、张百行便按照名址前往走访。第一个姓谢，家住高第街，过去向派出所打听，答称有这么个人，但在上月已经病故。尹小白在香港从事秘密工作多年，杀人灭口这种事听多见惯，寻思怎么这么巧？会不会有诈？把怀疑跟张百行一说，张百行提议，不如登门了解一下。两人向谢家以及邻里多人打听下来，得知老谢真的是病殁了，他患有高血压，上月孙子满月，摆宴庆贺应酬亲朋好友时喝酒过量，情绪过于亢奋，当场犯病，送医不治。于是，灭口猜测被排除。

　　第二个对象姓苏，住在万福路。也是先去派出所，进门前尹小白直犯嘀咕，心说这老苏千万别也弄个心脏病脑溢血什么的。一问，老苏身子板儿倒是硬朗着呢，不过没法儿见面——广州解放一周后，他就去香港投奔其经商的儿子了。

　　第三个对象叫苗求旺，谢天谢地，这人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想去哪儿也去不成，只能老老实实等着侦查员来调查。怎么说呢？三个星期前，苗求旺早年参与帮会活动致人死亡之事被检举，现正关押于小北分局看守所。

　　这回真是撞着了运气，苗求旺不但知道攮子封存之事，而且恰是1945年秋处置那五十把攮子的经手人。他对这事记得很清楚，言之凿凿地说，当时是把那些从封存物资中清理出来的零碎物品拿到马涌旧货市场上出售了，所获钱钞则被他们几个负责处理物资的警员瓜分。那些攮子，由于是整卖，问价的人不少，真下手收购的却没有。尽管花不了多少钱钞，但一下子吃进五十把匕首，容易引起坊间议论，再说又不准备做强盗头子，搁在家里干什么？到了第三天，苗求旺正准备禀报上峰，请求拆零出售，忽然来了一个买家。 　

这个买家跟苗求旺相识，名叫伊勒德，家住小北区小北直街（今小北路），坊间都唤其“老伊”。老伊是蒙古族，祖籍归绥，生于广州。老伊之父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戈什哈，精通摔跤，拳脚功夫也厉害。这种家庭讲究传承，老伊自幼就习练摔跤、格斗。十六岁时，他报名参加两广青年摔跤大赛夺得名次，正盘算着藉此谋得一份理想的职业，辛亥革命爆发了。其父当时任广州新军武术教头，据说已经投靠革命党，但不久突然失踪。

　　失去父亲的庇护，老伊开始走下坡路，干过武馆武师、私人保镖、中学体育教师、银行守夜人等职业，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在日伪警察局当巡警。后来，被一学生说服，赴重庆担任警备司令部武术教官。战后，老伊回到广州，用复员费作本钱经商，赚了点儿小钱。老伊就是在抗战前期供职日伪警察局期间跟苗求旺相识的。

　　老伊出身武人家庭，酷爱冷兵器，他的名字“伊勒德”在蒙古语中就是“战刀”的意思。因此，他所做的买卖门类中就包括贩卖各种冷兵器。闻知警察局抛售的封存物资中有“见血堂”的攮子，就奔马涌旧货市场来淘宝。他跟苗求旺相识，价钱上可以商量（老苗有在一定范围内削价之权），谈拢后，就把五十把攮子一股脑儿全买了去。 　　

总算探得攮子的线索，尹小白、张百行两个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刻按照苗求旺提供的地址前往拜访。

　　跟老伊一见面，两个侦查员颇为吃惊。之前听了苗求旺的介绍，在他们的想象中，今年不过五十来岁的老伊应该一副虎背熊腰宝刀不老的模样，哪知眼前却是一个老态龙钟、说话含糊、口水流淌的病者。陪同前往的户籍警小柳告诉侦查员，早在两年前老伊就已经中风，这可能与其长期嗜酒有关；今年初夏，又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直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不过，老伊的神志还算清楚，如果你们需要问什么问题，他应该能听明白。他也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的便衣来外调，他就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

　　张百行闻言松了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尹小白刚想附和，却见小柳微微一笑，就知道对方还有交代。果然，小柳继续说，想要老伊配合，得满足两项条件—— 　

其一，他是蒙古族人，嗜酒，酒量还特别大，年轻时一顿喝两斤烧酒，喝完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让他摔跤的话，力量比平时更大，技艺也发挥得特别到位。中风后照样嗜酒，只是不能再做生意，他平时大手大脚的没有积蓄，生活全靠亲友救济——他没有结过婚，至今孤身一人。所以呢，喝酒的机会基本没有了。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逢年过节，亲友接他去吃饭，他可以喝个痛快；还有就是有人找他外调。不管什么来头，哪怕是北京公安部的，找他了解情况就必须请他下馆子，寻常的鸡毛小店还不行，必须是招牌叫得响的饭馆。他最喜欢去的是“祥元阁”，菜讲究，酒更是特别讲究，须得由他自己点，他点的肯定都是名酒，价钱自然便宜不了。

　　其二，老伊喝够了酒，心绪大顺，思路特别活跃，记忆超常发挥，问他什么，只要他知道的，准保知无不言，绝不会随便诌几句忽悠人。不过，不论是您二位，还是派出所民警，或者是邻居，都休想听得懂他说的话。自打中风后，老伊说话口齿不清不说，还经常夹杂大量蒙古话，所以，得有人在旁边翻译。担任翻译的人既要懂蒙古话，又要分辨得清他含糊的口齿，还得耐心。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只有一位——老伊的嫡亲外甥姜孝顺。

　　侦查员听着，觉得这两项条件似乎不难，请老伊下馆子只要公家掏钱就是，向亓舞牧申报应该不会打回票，前面已有先例，请李老大吃早茶就是。劳驾姜孝顺做译员，应该也没有问题吧？尹小白问：“不知这位姜先生是何许人？操何营生？”

　　小柳说：“姜孝顺是小北区税务所的留用税务员，平时表现不错，人缘也好。如果你们同意，那我就打电话通知他，还得跟税务所领导说一下，要给姜孝顺放大半天假，让他明日午前过来把他老舅接到馆子去。”

　　尹小白问张百行意下如何。张百行说：“当然没问题，不过经费得由你老弟去跟组长说，不知怎么的，我好像对老亓有点儿憷头。这是心理障碍吧……” 　　

接下来就是征求老伊的意见。尹小白凑到老伊跟前：“不知您老明天中午是否有空闲，咱们准备请您吃个饭，万望赏光。”

　　老伊说话有障碍，听觉没问题，刚才小柳说的那番话他早已听进耳朵，此刻连连点头，一张斑驳陆离的老树脸面上笑意盎然，嘴里呜呜地说着什么，侦查员和小柳一句也没听清。老伊哆哆嗦嗦从破藤椅的棉座垫下面取出几张纸，张百行接过一看，竟然是点菜单子。老伊识字，眼睛也不老花，手指在其中一张单子上点了点。小柳看看那张单子，说看来他是选中“祥元阁”了。一问，果然点头。

　　于是就约定明天中午饭馆见，之前由姜孝顺来接老伊过去。

　　尹小白一五一十把上述情况说了一遍，亓舞牧点点头：“像老伊这样的角色，应该是老江湖，他已经听清了专案组想了解什么情况，既然肯接受饭局邀请，那就说明他是知道那些攮子的去向的。明天……哦，是今天，你俩去会会他。经费没问题，我这就开条子给你。”说着亓舞牧看看手表，“哦！已经四点了，你俩先去休息。老陈、善谋，你二位暂留片刻，咱三个再商量一下如何调查阿勇生前的社会关系，分析分析黄瘦竹案件的线索。我们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因为有使命在身，尹小白、张百行两人不敢贪睡，上午起来，两人先去华南分局，尹小白拿着专案组长亓舞牧开的条子去财务室领中午请客的费用。财务是个女同志，拿着条子看了又看，好像怀疑这是尹小白伪造的。又是打电话核实，又是请示领导，耽误了不少时间。实在看不出有啥破绽，这女同志还不肯放款：“我记得你前天刚来领过一笔钱，怎么转眼就花光了？”

　　尹小白好不耐烦：“你就甭管怎么花的了吧，只要手续齐备，别说我隔三天来领一次了，就是一天领三次你也得给啊。我说，你是不是在拐着弯儿打听我们专案组的办案情况？” 　　

听了这话，财务果然紧张，只好给办手续。

　　这么一耽搁，时间就有点儿紧了。尹小白扯上张百行，开了摩托车就走。张百行倒是有心，给揣了两个馒头，说由他驾车，让尹小白坐着把馒头啃了。尹小白说不饿，还是由我来开车吧，广州的路你没我熟。他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不吃早饭也好，清空肠胃，中午请伊老爷子时多上几个硬菜，老子好好吃一顿。

　　没想到，老天爷大概是成心不想让他打上这顿牙祭。这天道路有些堵，尹小白抄近路七拐八弯，总算在约定时间前七八分钟赶到了“祥元阁”。昨天傍晚，小柳已经奉侦查员之命来这里订了二楼一间小包房，尹、张两人入内，跑堂奉上毛巾香茶，两人慢慢喝着，寻思姜孝顺和老伊应该很快就会到了。可是，转眼过了二十分钟，却没动静，侦查员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先前跑堂已经进来问过是否要点菜，尹小白寻思跟这种江湖人物打交道，要讲究礼数，说等客人来了再点。这时，跑堂又叩门而入。张百行以为还是催他们点菜，就跟尹小白商量，不如先把菜点了，酒可以等老爷子到了之后让他亲自点。谁知跑堂说的却不是这事，他告诉两位侦查员，对面“兴隆汽修厂”的门房过来说，有一个电话请二楼包房的客人去接听，来电人姓姜。

　　两个侦查员闻言几乎同时一跃而起。奔下楼梯时，尹小白对张百行说：“我去接电话，大哥你把摩托开到对面工厂门口——肯定出事了！”

　　由于过于着急，尹小白下到底楼时，跟楼梯侧边走过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撞到一起，两人各打了个趔趄。尹小白随口道声“对不起”，快步出门穿过马路直奔对面的汽修厂。

　　昨天派出所民警小柳陪同尹小白、张百行走访老伊时，跟老伊约定，通知其外甥在十一点钟赶来把老爷子接往饭馆，之后以警方名义跟区税务所和姜孝顺本人通电话时也是这样说定的，姜做这种特殊翻译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一口答应。税务所有一辆三轮摩托，是用出售废旧物资攒下的钱淘旧货和零部件再请人拼凑起来的，这天中午就给姜孝顺使用了。姜在十一点前驾车赶到老舅这边，却是铁将军把门，不禁奇怪，向邻居打听，得知有人把老伊接走了。 　　

姜孝顺不知道此次找老舅外调的是“55小组”的侦查员（“55小组”在内部也是保密的，派出所民警小柳以为尹、张二位是市局刑警），更不知对方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只道和以前的几次外调差不多，无非是解放前某某人某一段时间在广州或者重庆的活动诸如此类。所以，他也不太着急，以为老爷子是被外调警员接走了。

　　既然老舅被接走了，那就直接去饭馆吧。姜孝顺开着摩托来到巷子口，路过卖烤红薯的小摊，见摊主正好闲着，就上前打听刚才老伊是不是从这个巷口离开的。摊主说没错，一个男子搀扶着老爷子到了巷口，招停了一辆出租车，两人上车走了。摊主还告诉他，接走老爷子的那个男子不像公家人，四十来岁，黑色西装，外罩咖啡色薄花呢风衣，头戴蓝色宽檐帽，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浅褐色细框眼镜，那副装束派头，像是富家公子之类。

　　这下姜孝顺心里犯嘀咕了，干脆先给饭馆这边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外调警员把老爷子接走的。

　　尹小白听姜孝顺如此这般一说，便知情况不妙。挂断电话后，寻思看来要先去小北直街走一趟了。这才想起刚才从饭馆出来时曾让张百行把摩托车开过来，怎么这会儿没见动静呢？正想着，忽见一个伙计从饭馆里跑出来，隔着马路就冲他挥手大喊：“这位先生，您的同伴请您赶紧过来，这边出大事啦！”

　　饭馆里确实出了大事。刚才尹小白急匆匆跑出去到对面汽修厂接电话，张百行按照尹小白的吩咐，打算出门去开摩托车，却被跑堂拦住，让结了账再走。张大个子听不懂粤语，费了半天口舌才让对方明白，自己虽然订了包房，但并未点菜，只喝了一杯饭馆免费提供的茶水，现在有急事必须离开，又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就在这时候，另一个跑堂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底楼楼梯侧面有一个用活动屏风拦出的雅座，负责往那个雅座送菜的跑堂慌慌张张跑出来，说这里有人生急病昏迷不醒，像是已经断气啦！张百行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缺乏特别敏感的直觉，听到这一消息，并未马上跟自己正在侦办的案子联系起来，他只想着赶紧出去发动摩托车，和尹小白一起去小北直街老伊的住所，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老伊到现在还不过来？

　　大概是为了抢救的需要，饭馆伙计按照老板的吩咐撤去了雅座屏风。正要迈步出门的张百行目光扫过雅座，顿时站住了。跃入眼帘的是一件脏兮兮的美式军大衣和一顶明黄色无檐绒线帽——这不是昨天伊老爷子的打扮吗？赶紧上前查看，果然！

　　张百行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参加革命最晚、办案最少、历练最浅的一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但他毕竟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精挑细选出来的，能加入“55小组”的人，素质都不一般，他也只是在最初几秒钟里懵了一下，随即就作出反应，立刻出示证件上前喝令老板、伙计退后，拦住围观食客，然后指派一名伙计把正在对面汽修厂门卫室接听电话的尹小白唤过来。

　　两人一检查，发现老爷子已经断气，但还是让老板去对面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断气不是断头，是有抢救及时活过来的先例的。

　　等候救护车时，尹小白悄声对张百行说：“看来，咱们的对手非常厉害啊！”

　　张百行咬牙切齿：“竟然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下手，真是胆大包天啊！”

　　尹小白点头：“看来是老手，待破了案，我得好好跟这主儿聊聊。”

　　说这话时尹小白还不知道，其实他已经跟杀害老伊的凶手见过面了——就是刚才他从二楼下来时不小心撞上的那位。

六、小号白大褂

获悉老伊突然死于“祥元阁”，专案组长亓舞牧跟尹小白的感受差不多。对手抢在老伊的外甥姜孝顺之前把老伊骗离住所，要说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到别处下手，或者哪儿也不去，干脆就在老伊家里动手得了。可是，凶手却把老伊送到侦查员的眼皮底下杀害，这也太猖狂了！

　　他当即把电话打往广州市公安局，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要求立刻指派刑警、刑技鉴定员、法医前往“祥元阁”现场。随后，他叫上麦善谋、陈君临一起驱车前往饭馆。途中，亓舞牧想到一件事，停车借用一家公司的电话跟老伊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联系，要求马上派员前往伊宅，严禁任何人（包括亲属）进入；如有非亲属前往，则暂行扣留，待专案组侦查员到场后处置。

　　赶到饭馆时，市局人马已经抵达，由于没有接到亓舞牧的勘查指令，只是把饭馆包围起来，会同分局、派出所警员对包括饭馆东伙、食客在内的所有人进行登记盘查。尹小白、张百行则把屏风重新架起来，守护现场。 　

现场勘查未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对饭馆东伙和食客的询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那么，老伊是怎么来的呢？ 　　据底楼跑堂伙计说，今天中午食客比平时多一些，两个伙计忙于点菜、上菜、擦拭桌子以及奉上茶水毛巾，就没像平时那样站在门口迎宾。等到看见那个病恹恹、拄着一根竹杖的老头儿时，他已经被人扶着走到楼梯口拐弯处了。搀扶老头儿的那个先生显得很有派头，衣着打扮也体面。两人坐下后，那位先生就吩咐架上屏风，特地关照说老人怕风，让用厚布条把屏风连接处的缝隙蒙上。伙计一一照办，那先生看着觉得满意了，随口报了几样菜肴，又要了两瓶茅台酒。酒菜上齐，那男子吩咐跑堂：“不招呼你，不必来打扰。一会儿有客人来找老爷子，你把他们带这里来就是了。”

　　跑堂离开时，隐约听见老伊口齿不清地说：“快把酒打开，多少年没喝茅台了，馋死我啦……”

　　现场询问的同时，尹小白、张百行奉命前往小北直街伊宅执行搜查任务，他们在派出所民警协助下，翻遍了全宅旮旯，找到了一些老伊做冷兵器买卖时未曾处理掉的长短宝剑、匕首、腰刀、三节棍、九节鞭等业已生锈的武术器械，其中包括一盒攮子，跟系列案件中的两件凶器一模一样，其编号是041至050，共十把。

　　稍后，市局法医进行尸检，结论是老伊死于某种毒药，该毒药的成分与之前被害的黄瘦竹、陈明贵体内的致命化学物质相同。饭馆提供的菜肴和茅台酒的酒瓶内均未检出有毒物质，由此可以推断，毒药是由那个出面请客的男子在给老爷子斟酒时偷偷下的。

　　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调查—— 　

第一，对伊宅的邻居进行走访，弄清楚把老伊接走的男子和请老伊喝酒的男子是否为同一人。

　　第二，跑堂曾听见老爷子说过“快把酒打开……”之语，听上去，他跟请他喝酒的那个“体面男子”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明显那男子可以和老伊进行交流，而不必借助“翻译”，只有和老爷子非常熟悉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老爷子上一天已经接受专案组侦查员的邀请，说明他愿意提供有关攮子的情况，派出所民警小柳也与其约定，今天午前由其外甥姜孝顺前往接他。老伊性格直爽，又是练武的，按理说应该很讲信用，怎么不等侄子来接，就跟别人出门了呢？

　　联系到“体面男子”对跑堂说的那句话，即“一会儿有客人来找老爷子，你把他们带这里来就是了”，侦查员推测，对方是这样忽悠老伊的——你外甥单位临时有事过不来了，让我接您老去饭馆。雅座已订好了，他们让我照料您，还说您老可以先把酒喝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明来人和姜孝顺是相识的，老伊也知道这一点，才肯跟来人出门。因此，有必要跟姜孝顺接触，向他了解相关情况。

　　第三，有必要对老伊生前做冷兵器生意时的情况进行调查。

　　上述三项调查应同时进行，亓舞牧遂向市局和相关分局临时借调了十二名侦查员，分成三拨，由他自己、尹小白、张百行各领一拨分别进行调查。

　　专案组原已指定麦善谋、陈君临两人负责主持调查阿勇的社会关系，希望通过这项调查发现在医院杀害黄瘦竹的“丰腴护士”的线索。可今天中午老伊突然出事，亓舞牧就带着麦、陈二人到现场去了。现在，亓舞牧认为阿勇那条线的调查不应因为伊案暂停，还是继续进行，仍由麦、陈二位主持。 　　

麦善谋这年二十七岁，广东人，出生在韶关，三岁随父母来到广州。二十岁那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还是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次年寒假，他决定辍学入伍。当时，街头上时见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警、宪等招兵买马的摊位，特务机构则干脆把摊头设在省体专校园里，鼓动学生从事“行动工作”。麦善谋的姐夫是中共地下党，知道小舅子的心愿后，悄然支招让他前往延安投奔中共。

　　麦善谋的延安之行可以说是磨难重重。他先是联络了数名同窗好友，拿着姐夫通过组织出具的密函，前往武汉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换得正式介绍信，然后奔赴陕西。不料，途经开封时，被国民党军队拦下，得知他们是广东省体专的学生，强行“挽留”，分派到新兵营去充任教官。麦善谋企图逃跑，未遂，被抓回来了。按照战时条例，逃兵是要被枪决的。但军方考虑到这是“人才”，网开一面免其一死，麦善谋挨了一顿军棍后，被分派到伙房去打杂，部队开拔时又强迫他当了挑夫。1940年，麦善谋随军入川，才算恢复正常士兵有限制的自由。不久，又因在重庆街头巧遇广东老乡，两人聊得太热络，被特务疑系“共谍接头”被捕入狱。这一关就是两年，最后总算伺机越狱成功，又是一番艰难旅程，终于抵达延安。

　　对于麦善谋来说，抵达延安，只算万里长征走了一半。这话怎么讲呢？麦善谋学的是体育，但他另有一项常人不及的天赋——各种方言一学就会，而且讲得非常地道。这五年中，他先后随军在中南、西北、西南多个省份驻扎，在军队和监狱里更是接触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等，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诸般乡谈”。这样一个对象投奔延安，欢迎当然是欢迎的，不过，这人的特点跟特务比较接近，先得好好审查一番。受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涉及天南地北、敌我阵营的调查，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审查，又差不多是一个年头儿，直到1944年底，麦善谋终于通过审查，安排了工作。

　　组织上自是要发挥其特长，在接受一段时间的特殊训练后，他被派往沦陷区从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奉组织之命，他在武汉开了家商号，以此为掩护继续干老本行，组织关系则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北平解放后，又调到北平市委社会部，成为亓舞牧的部下。前不久，组织上根据其特长和籍贯，将其调往华南分局社会部。报到后还没分派工作，正好赶上组建“55小组”，像麦善谋这样的人才，自然被选上了。 　

麦善谋和陈君临都是广东人，语言沟通没有障碍。以前虽然不认识，但这几天接触下来，都觉得比较投缘。亓舞牧可能也感觉到这一点了，所以安排他俩搭档，调查阿勇生前的社会关系以及那个鹅蛋脸女护士的情况。

　　两人接受任务后，就商量着该如何开展调查。他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思路一致：阿勇年纪虽轻，但由于其家庭出身以及本人的习武经历，社会交往比同龄人要复杂得多。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都跟案情有关，有关的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是谁要阿勇去“明康诊所”踩点的？

　　继续往下分析，对于阿勇社会关系的查摸，也没必要覆盖他的整个儿人生，因为阿勇涉案也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内——广州解放至今不过两个多月嘛，而目前知道的涉案情节，不过就是他去“明康诊所”踩点。因此，系列命案的案犯与其接触应该也是在最近，甚至有可能就在本月。目前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查，只需着眼于本月他在干些什么、跟什么人有接触等。

　　主意打定，两人分别带上分局、派出所各两名警员开始调查。

　　一连两天，六名侦查员分为两拨，走访了近日与其接触过的家属、邻居、亲戚、朋友、同学，以及没有直接接触但见过面的商家、摊贩、路人等，共上百号人。白天走访，晚上六人则聚合汇总材料，并把阿勇自12月1日以来的大致活动情况逐日按时段列表记录。当然，受访人的记忆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其中有些内容肯定有差异，这种记录只能作为参考。

　　如此进行到12月28日晚上，没有查摸到任何有效线索。12月29日，陈君临和分局警员老马前往管段派出所跟民警小邢会合，进门时见一个四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正在跟小邢说话。小邢见到他们，立刻起身，指着陈君临对那男子说：“领导来了，老傅，你快跟领导说说这事！” 　　

老傅是船厂电焊工，这几天为赶修军方的一艘炮艇，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一连六天没有回家。昨晚总算忙完了活儿，军方为表示感谢，晚上十点派车把几个负责各相关工种的工匠师傅逐个送回家。老傅已经累透了，到家后连卧室也没进，往客堂那张白天给患病老母亲躺卧的软榻上和衣一倒，随手扯过一旁的棉被往身上一裹，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这一睡直到早晨六点多才醒，是被刚起床的妻子唤醒的，想让他去卧室继续休息。

　　但老傅一醒就睡不着了，就让妻子给准备早茶喝。喝茶时，妻子告诉老傅阿勇出事的情况。老傅闻讯大吃一惊。他跟阿勇的父亲任拳师是多年邻里，铁杆茶友兼棋友，当下就要去任家探望，却被妻子一把扯住，说你可去不得啊！老傅说怎么去不得？阿勇出事是阿勇的事，对于老任来说，阿勇再混账也总归是亲生儿子，我去劝慰几句又怎么了？怕什么？我是工人阶级，政府还会因此怪罪我吗？

　　说到这里，老傅忽然意识到妻子今天似乎有些反常。她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传统家庭妇女，平时在丈夫面前一向唯命是从，即使有异议也不敢提出，今天是怎么啦？这么一想，就不由得多打量了妻子几眼。老傅的眼光在船厂是有名的“毒”，意思是看人很准，这一看，就发现妻子神色异样，于是就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到这时，妻子就不得不吐露真情了——他们的大儿子傅小玮平时一直很活跃，喜欢在外面折腾，可自从阿勇死后，他就不出门了。傅妻就觉得可疑，因为这两天警察一直在附近调查最近谁跟阿勇有过接触。昨天晚上，傅小玮晚饭都没吃，早早就上床了，可屋里的灯却一直亮到半夜，还不时传出唉声叹气的声音。由此，傅妻担心傅小玮可能跟阿勇之死有关。现在丈夫要去老任家慰问，她担心引起警察的注意，才忙不迭地阻拦。 　

老傅听着就火了：“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瞒着掖着，那不是跟人民政府两条心吗？这事，我得去派出所说清楚，请他们来查一查这小子！”说着，出门径往派出所来了。

　　陈君临就让小邢去传唤傅小玮。原来，那小子是阿勇的非正式徒弟，十二岁就跟人家学拳术了，一手咏春拳似是已打得像模像样，平时连上街走路都是“初学三年，天下去得”不可一世的架势。可这当口儿却换了个人似的，进门见到面如寒霜的陈君临、虎背熊腰不怒自威的老马，已是浑身打颤，瑟瑟筛糠。这样一来，倒是省了侦查员的事，不用费心思研究讯问对策了。

　　傅小玮管阿勇叫“勇哥”，从小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自从阿勇教他打拳练功，他对这个大哥加师父更是倍加敬重，人家说什么他应什么，指哪儿打哪儿。17日那天，阿勇找上门来，说有桩小事请他帮忙。傅小玮马上站得笔挺，静候吩咐。阿勇轻描淡写：“有朋友托我弄一件医务人员穿的白大褂和帽子，这事小玮能帮我办吗？”

　　傅小玮说：“没问题！我表姐在西山医院工作，我去问她要一套，或者，转悠一下顺一套也方便。”

　　阿勇嗤之以鼻：“小孩子见识。听着，人家要的是没有印医院名称的白大褂。而且，没有必要惊动亲戚熟人。这样吧，署前路有家小诊所你有印象吗？就是那家‘明康诊所’。今晚你去那里遛一趟，撬窗撬门打墙洞钻阴沟我不管，反正把墙上挂着的白大褂给顺到手就是了。有两点你记着：一是拿最小号的那套，二是绝对不能拿其他东西，否则，我剁了你的手！”

　　傅小玮虽然属于顽劣少年一类，但他除了跟着阿勇打架生事，惹点儿小麻烦，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当然，顺手牵羊的小动作是做过的，所以才有去表姐供职的医院顺一套白大褂之说。但是，让他深更半夜去撬窃诊所，那就是标准的小偷动作了，他多少还是有顾虑的。只不过超级偶像阿勇既然开了口，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只有点头。 　

这种事，难度自然是没有的。当晚，傅小玮便潜入诊所，顺利窃得了一套小号白大褂。次日交给阿勇，后者夸赞了两句，说“回头有赏”。原以为不过是戏说之语，哪知过了一天，阿勇果然邀请傅小玮去“富味小馆”搓了一顿。 　　“富味小馆”是家小饭店，开了有些年头儿，菜肴样式不多且常年不变，但比较精致。那天中午下着小雨，食客不多，两人选了副角落的座头，浅斟慢饮，边吃边聊天。阿勇显得很兴奋，说他即将有工作了，是去某商号当柜员，兼带守夜，薪水开得挺高。一会儿又说到今天这顿午餐，是他新近认识的那位大姐姐给的钱，姓田，他管她叫“田姐”。席间，阿勇还透露，前几天“田姐”曾请他来这家馆子吃过一餐。

　　“田姐”这个人，侦查员在之前两天的调查中从未听说过，此刻傅小玮如此这般一说，自然引起了陈君临的兴趣。中午，他跟麦善谋碰头交换情况，麦善谋跟他的想法差不多，把这个女人跟专案组正苦苦寻找的鹅蛋脸联系起来，原因有三：一是阿勇以前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有这么一个女性友人，他自己也对傅小玮说是“新近认识的”，符合对方为作案需要故意拉拢阿勇的动机；二是既然被二十出头的阿勇称为“大姐姐”，其年龄应该跟那个涉嫌警员命案的女凶手相符；三是阿勇去诊所踩点后，指派傅小玮下手撬窃，次日请傅下馆子，并透露这顿饭钱就是“田姐”出的，那看来这是对方犒赏示谢之举。

　　因此，专案组决定将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这回运气不错，也就不过一天多时间，12月30日晚，“田姐”就被拿获了。

七、“田姐”的野望

“田姐”的被捕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

　　阿勇意外死亡后，其尸体被专案组送往广州市公安局设在大德街的停尸房，由法医解剖检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对于专案组来说，关心的自然是结论，而于死者家属而言，领回尸体，办理后事入土为安则是全家的一桩大事儿。阿勇之父老任就去派出所要求领回尸体，派出所因为专案组没有提及过此事，不敢做主，就几句话把老任给打发走了。哪知不久老任去而复归，再次提出要求，说派出所如果做不了主，向分局、市局报告就是了，不能把死者家属这样打发了。

　　进入任宅大门的一瞬间，那女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

　　老任平时在街坊人缘好口碑佳，又是武师，旧警察新警察中向其请教过擒拿格斗术的不少，一般民警还扯不开面子，不好直接拒绝。不得已，南下干部身份的所长亲自出马，想凶他几声先把他给打发走，领尸体的事反正总归要解决的，估计就在这一两天内。哪知，所长还没开口，就被老任出示的一张照片给镇住了。

　　这是老任跟曾生司令员（建国前任东江纵队司令员，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开国少将）的合影，是怎么合的老任没说，但显然是有一段故事的。所长寻思，看来这老任以前肯定干过对革命有功的事儿，否则曾司令员怎么能跟他合影呢？于是，就向分局转达了老任的请求。这是华南分局社会部侦办的案件，分局做不了主，就向市局报告。市局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亓舞牧这才想起还有这档子事，自是没有意见。

　　老任就把阿勇的遗体运回家，按照当地习俗停尸三天办理丧事，然后入殓安葬。 　　

12月28日清晨，老任家正式开丧。老任家亲属颇多，他又是武师出身，多年经营武馆，江湖朋友、徒子徒孙少说也有上百。消息传出，亲友纷纷前来奔丧吊唁。谁也没有留意到，自前一天傍晚阿勇遗体运回，任宅对面“张记成衣铺”的楼上就已悄然入驻了三个便衣，那是麦善谋和两个分局侦查员，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前来奔丧吊唁的所有人员，甄别是否有可疑对象。

　　午前，麦善谋锁定了一个目标。那是一个穿深紫色棉旗袍的女子，头上戴着一顶有帽檐的浅色绒线帽，一个白色大口罩把大半张脸蒙得严严实实。这女子最先出现在麦善谋的视线内时貌似寻常路人，偶然途经任宅门前，见在办丧事，驻步作好奇观望，逗留片刻即离开了。

　　起初，侦查员对此也并不在意。可是，也就不过五六分钟，那女子又转回来了，在任宅门口犹豫片刻，像是下了决心似的，伸手摘下口罩，迈步入内。进入任宅大门的一瞬间，那女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就是这一回头，让麦善谋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了她的面容，顿时一怔——鹅蛋脸！

　　麦善谋立刻向分局侦查员老程下达指令：“跟踪这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子，注意不要惊动她！”

　　临时借调的外援便衣都是经验丰富的精干警员，老程这一跟踪，一去三个多小时，不但查摸到目标的住址，还去管段派出所了解到了目标的若干情况——

　　该女子名叫田洁石，二十九岁，家住百灵路77号。田系羊城本地人，其父是国际海员，在女儿十岁时遇海难身亡；其母是教会医院护士，丈夫遇难后，再婚嫁给了一个在广州行医的美国医师。田与母亲及洋继父共同生活多年，通晓英语。1940年，其母随洋丈夫去美国定居。当时田洁石已从初级医科学校毕业，在美商工厂医务室任厂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商工厂被日军强行接收，田离职。此后直到广州解放前一年，其生活、工作状况不详。

　　1948年夏秋之交，田经人介绍在“仁民私立中学”担任校医。广州解放后，因其曾系“一贯道”成员，在“一贯道”被政府取缔后仍参与“一贯道”组织的非法活动，被校方辞退，现无业。田至今未婚，但据街坊邻里反映，多年来她与数名男子有过不正当来往，时常夜不归宿甚至多日不回家，有时则与不明身份的男子一连多日窝在家里厮混。 　　

田的学医经历与女凶手的作案条件相符，其年龄、体态、脸型也均与谋杀黄瘦竹、陈明贵两警员现场目击者反映的凶手特征相似。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决定拘拿田洁石。

　　当晚八点多，田洁石在饭局结束回家途中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与其同居的一个身材粗壮面目狰狞的三十多岁男子。

　　面对警方的讯问，田洁石一言不发，玩起了零口供。不过，零口供也可以作为“确实有嫌疑”来理解——若是守法良民，晚上回家途中无缘无故被警察拦下铐上手铐，至少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大吵大闹也可以理解，一言不发是什么意思？

　　一起被捕的男子姓单，果然并非善主儿，乃是沙面区一个恶名在外的流氓，不久前被派出所传唤后当场拘留。在押解分局看守所途中，这家伙竟然袭警逃脱，已上了市局内部的通缉榜。单某供称，他是在12月中旬袭警脱逃后跟田洁石偶然相识的，对田的底细不清楚。他是逃犯，平时基本窝在田宅不出门，只有夜晚才敢去外面溜达溜达，有时和田一起吃顿饭看场电影什么的。那么，黄瘦竹、陈明贵被害的两个时段，田洁石是否跟他在一起呢？单某的回答是：“没有。”

　　田洁石死不开口，是不是继续和她耗下去？亓舞牧跟麦善谋、陈君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车把在黄瘦竹、陈明贵两起命案现场曾跟女凶手打过照面的七名目击者接来，当面辨认。

　　严格说来，应该物色数名与田洁石年龄、体型接近的女子，让目击者一起辨认。但建国初期办案并无这种条条框框，再说系列命案的侦查又受时间限制，“55小组”也不具备这种条件。因此，专案组也就不考虑其他了，赶紧把人接来就是。

　　七名目击者分别住在五个区，一辆军用卡车辗转行驶，直到午夜时分方才把其中的六人接来，另一人不在广州，只好作罢。六人辨认下来，认定田洁石与凶手相似的有两人，三人否定，另一人的说法是“有点儿像”。这样的辨认结论专案组无法采纳，那就只有另辟蹊径了。 　　

侦查员讯问撬窃诊所顺走白大褂的傅小玮时听傅说起过，前几天“田姐”曾请阿勇在“富味小馆”吃过饭。侦查员寻思，田的住所距这家饭馆比较近，不知她是否经常光顾。如果是熟客，饭馆东伙可能对她留有比较深的印象，没准儿能提供些有用的线索。所以，有必要去饭馆查摸一下。

　　元旦那天上午，侦查员麦善谋、老程两个前往“富味小馆”，老板杨金富听他们说明来意，马上点头，说这位田小姐是敝店常客，隔三差五就来用餐。她出手很阔绰，比如付款吧，不是吃一顿结算一顿，而是记账；她的记账也跟别人不同，不是月末凭账单付款，而是每个月的头几天来用餐时，就把大致上够一个月花销的钱款交账台搁着，所以，田小姐是唯一先付款后用餐的顾客。另外，小费也给得爽快，而且比别的顾客大方。

　　那么，田小姐最近在这里请什么人吃过饭吗？这一问，伙计就想起了阿勇。这位伙计十七八岁，是武术爱好者，对咏春拳颇有兴趣，阿勇在周边的年轻人里有点儿名气，他不但认识，而且是阿勇的铁粉。当然，阿勇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伙计只能说“认识”，而不是“相识”。据伙计回忆，田小姐在冬至次日曾请阿勇来吃过午餐。看得出她对阿勇很好，就像是亲姐姐对小阿弟一样，把店里最贵的菜肴点心都上了，还要了一瓶茅台酒。

　　麦善谋闻之一个激灵：冬至次日，也就是12月23日，不正是黄瘦竹在医院被害的那天吗？如果凶手是田的话，在医院杀了人，然后到这里来请客吃饭，时间上来得及吗？于是他问伙计：“那天田小姐是什么时候来你们饭店的？账单上有记录吗？” 　　

老板查阅账本，上面果然记载着当日午餐的消费金额，还附有酒菜、点心的明细账。可是，七十年前的账单是用笔记录的，不像如今有电脑，可以精确到分秒，不过是午市、夜市之分。因此，无法得知田洁石具体是何时抵达饭店的。麦善谋心思缜密，并未到此为止，想了想，又问老板是否有人知晓田小姐来用餐的确切时间。老板有点儿为难：“这个……可能没人说得清楚，要不，我再问问伙计？”

　　小饭馆有伙计、学徒共两人，唤来一问，所说时间不一，而且没有佐证，都是“我记得”、“好像”之类。无奈之下，老板说要不问问拙内，她是收银。

　　此时侦查员已不敢乐观。收银台一般是顾客用餐结束后才去的，顾客付款，账台核对账单。而现在要了解的是田小姐进店门的时间，但进店门的时候，哪个顾客会直奔账台呢？不过既然来了，只要想到的，还是要问一下。谁想老板妻子对此却记得十分清楚，说田小姐那天进店的时间是十一点出头。

　　侦查员听老板娘言之凿凿，时间还这么精确，不禁一怔。正要追问，对方解释说，那天她刚买三天的手表忘记上发条停摆了，发现后打算叫学徒去对面“恒祥堂国药号”看看店堂里的挂钟校正时间，正好见田小姐进店门，田小姐自然是戴着腕表的，就向田小姐问了时间，因此印象深刻。

　　这就是说，田洁石没有杀害黄瘦竹的条件。出于慎重，麦善谋反复询问，还查看了购买手表的发票，没发现老板娘的陈述有什么破绽。

　　返回驻地，亓舞牧和陈君临两个都在。一说情况，亓舞牧皱眉沉思片刻：“即使可以排除田洁石参与黄案，也不能排除她参与了陈案，即便另有证据可以排除她参与了陈案，咱们也得把她为何零口供的原因查个清楚，所以，我们还是要设法突破。善谋，老陈，我看这事还是继续辛苦你们二位。尹小白、张百行负责的那一路折腾到现在也没什么进展，黑仔已经来电求援了，我得过去跟他们聊聊。”

　　亓舞牧离开后，麦善谋、陈君临两个议了一阵，商量好方案，再次去看守所提审田洁石。 　

不过半宿搭一个上午，田小姐的脸盘看上去竟似瘦了一圈。麦善谋故意叹口气：“田小姐啊，看来我们没有错逮你啊。你要是心里没鬼，何至如此？而且跟你说实话，你不开口，我们也不会放你，咱们看谁能耗得过谁。不说别的，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姓单的，是公安局的通缉逃犯，仅凭这一条，你包庇逃犯的罪名也逃不过去。更何况，你的事不是包庇逃犯这么简单，咱们逮你，是因为接到检举说你涉嫌故意杀人……”

　　田洁石浑身一颤，睁大眼睛盯着两个侦查员，但依旧没说什么。麦、陈立刻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迅疾交换了一个眼色——看来她确实跟系列命案无涉，否则，昨晚抓捕她时她就应该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现在点穿，她也不至于露出震惊的眼神。 　　陈君临继续旁敲侧击：“故意杀人，两条人命，你就是永远不开口也是绕不过去的。”

　　“我没有杀人！”田洁石脱口而出。

　　零口供终于被突破了。有了这个开头，往下就好解决了。田洁石把其与阿勇的交往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田洁石自1946年加入“一贯道”后，一直是该反动会道门组织的狂热分子，只是由于她的能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一贯道”上层对其不甚重视。田自认为是一个不凡之才，每每为此忿忿不平，感叹怀才不遇，甚至产生了出面整一个“新一贯道”的念头，还向他人透露过这个想法。当然，在听者看来，都以为是说说而已，认不得真的，可她自己却不是这样想的，一直在寻找机会。她只是与人同居却不想正式成婚嫁人，就是生怕嫁了人会被家庭所累，失去自由，从而影响其“不凡抱负”的实现。 　　

两个多月前广州解放，田洁石为之兴奋。之前她一直悄悄收听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1946年9月1日在邯郸正式播音，1949年3月24日迁往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知道解放区是将“一贯道”视为反动会道门组织，予以限制、取缔或者打击的（全国性打击“一贯道”行动是在1950年下半年为配合“镇反”运动开始实施的，但在之前各地均已有不同规模、形式的打击措施）。因此，她认为广州解放后肯定会和其他省区一样严厉取缔“一贯道”。这样，她就可以着手自己组建一个“新一贯道”。

　　这种打算听上去似是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但那个年月有这类想法的倒也不乏其人，田洁石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广州解放后，她一直留意着新政权对反动会道门的态度，果然不出所料，军管会贴出的第一号通告中就有限制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内容，在坛内担任中层以上职位的成员必须主动前往登记，一些主要头目则很快折进局子。田洁石没有担任什么职位，不过是普通会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被其供职的学校辞退。

　　田洁石对此并无怨言，她有美国父母、香港亲戚的资助，结交厮混的男性中也不乏有钱人，生活无须担忧，反倒觉得正好可以着手实施组建“新一贯道”的“宏图大业”。这两个多月里，她就开始物色“人才”。阿勇就是因此被她看中的。

　　“一贯道”搞那些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时，需要身怀“特异功能”的人士，举凡拳师、魔术师、巫婆神汉中的高水平分子，都是最受欢迎的对象。田洁石的社会交际能力有限，真正的名流大师是根本挨不上边的，更别说发展其为同道了。因此，只能退而求次，拉拢几个算几个。阿勇这个咏春拳少年组亚军，已经是她物色到的七八个对象中的重量级角色了。十几天前，阿勇在公园里练拳，她主动上前搭讪，两人相识后吃过饭、看过电影戏剧、溜过冰，都是田掏的腰包，她还给了阿勇若干钞票作为零花钱。至于“建坛”，因交往时间短，她还没开过口。 　

前几天两人曾约定去爬白云山，阿勇无端缺席，引起田的不安，去任宅附近窥探，从邻居口中得知阿勇身亡的消息。田做贼心虚，初时以为是东窗事发，难免胆战心惊。但之后并无人来找她，才渐渐放下心来。12月27日傍晚，她再次“路过”任宅门前，得知任家已将阿勇遗体领回，次日开丧，不禁突发奇想，暗忖何不以“干姐姐”名义前往吊唁，借机结识阿勇之父老任。老任是开武馆的著名拳师，武艺高强人脉广泛，如果能将其揽过来，那可比阿勇强多了！

　　田洁石遂于次日上门吊唁。不料，这一去就被专案组给盯上了。 　　侦查员对田洁石的交代进行了核查，基本属实，这条线索就被排除了。麦善谋、陈君临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难免有些沮丧。好在这时传来消息，另一路对蒙古族老爷子伊勒德被毒杀一案的侦查取得了突破。

八、追查“鑫叔”

专案组本来对伊老爷子寄予很大希望，他的突然被害，就如给侦查员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不过，单就其被害一案来说，倒也并非毫无头绪。从表面看，该案的情况比较明了：上一天，侦查员曾走访过老伊，与其约定次日在“祥元阁”共进午餐，进行外调。同时，派出所民警小柳跟老伊的嫡亲外甥姜孝顺约定，午前前往伊宅把老爷子接往饭馆，饭局进行时由姜孝顺全程担任“翻译”。凶手肯定是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赶在姜孝顺之前把老爷子接走，就在已经先行抵达的侦查员眼皮底下将老伊毒杀。

　　该案发生后，专案组长亓舞牧率领尹小白、张百行以及从市局、分局临时借调的十二名外援警员，分三路对伊宅所在的小北直街、命案现场“祥元阁”以及老伊生前做冷兵器生意时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调查期间，疑似女凶手田洁石的线索显现，亓舞牧前往支援，这三路的调查就暂由尹小白、张百行负责。

　　可以说，尹、张的调查比较顺利，但查摸到的内容于破案来说却只能算是“厘清”，距抓到凶手还差得远——

　　比如，有关毒杀老伊的那个西装革履的“体面男子”，侦查员从小北直街多名居民那里了解到，那天午前确实是这样一个男子前来伊宅把老伊接走的。广州解放前，这个男子一度经常来老伊家里喝茶饮酒，有邻居曾听老伊无意间说起过，这位先生是做生意的。不过，做什么生意、在哪里开店或者开公司、家住何处等情况，老伊从未对别人讲过，不知是有意保密呢，还是因为别人没问老伊也就没说——老伊跟邻居基本没什么交往，也没有劈面相遇时驻步聊上一阵的习惯。而他做的是非常冷门的冷兵器生意，整个巷子里也找不到一个与他有共同话题的居民。 　　

又比如，“体面男子”是如何知晓老伊是日中午受邀去“祥元阁”的呢？调查结果表明，竟是老伊的外甥、区税务所留用税务员姜孝顺亲口告知对方的。据姜孝顺说，这个“体面男子”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跟其舅老伊有来往了。有一段时间，那人隔三差五去小北直街，和老伊喝茶饮酒闲聊（这一点和邻里反映的情况相符）。当时老伊尚未中风，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姜孝顺去小北直街的次数远比现在少，即便如此，也曾数次碰见过该男子，有两次还一起喝过酒。

　　老伊在待人接物方面严格奉行江湖规矩，凡是他结交的朋友，只要不是磕头拜过师的，一概是平辈，视年龄大小称兄道弟。该男子虽然只比姜孝顺大七八岁，老伊却让外甥唤其“鑫叔”。至于此人姓什么叫什么、操何营生、经常来访的原因等，舅舅一概不向外甥介绍——老伊跟其他江湖朋友交往，哪怕是让外甥当面撞见，也都是这样，时间长了，姜孝顺也就不以为意了。因此，姜孝顺虽然跟“鑫叔”见面多次，算得上熟人，对此人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

　　自舅舅患病不能出门以来，姜孝顺再也没见过“鑫叔”上门，老伊也没再跟外甥提到过此人。在老伊的社交史上，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头天姜孝顺下班（正好手头有公事需要处理，所以这时已经天黑了）正要出大门时，门房唤住他让接听电话。电话是小北直街派出所民警小柳打来的，就是通知有外调人员走访老伊之事，对方明天中午请老伊在“祥元阁”午餐，届时请姜孝顺作陪，一是照料老人，二是充任“译员”。不过，小柳明天不到场，所以请姜孝顺明日午前把老伊接往饭馆，派出所可以帮姜孝顺向税务所领导请假。老伊行动不便，可以叫辆三轮车，费用由派出所报销。

　　这种自广州解放后临时冒出来的差使，姜孝顺之前已经遇到过数次，此刻他也不以为意。骑上自行车回家，途中经过惠福路一家卤菜小铺，姜孝顺被散发出的香味所吸引，停下车想买两样带回家去。排队时，肩膀突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孝顺！” 　　

姜孝顺转脸一看，竟然是多年未见的“鑫叔”。“鑫叔”说，他也是途经这家小有名气的卤菜小铺，见有新鲜卤菜刚出锅，打算买些回家下酒，不想那么巧，居然遇上了老熟人。两人就说起了闲话，“鑫叔”问起老伊的健康状况，听说每况愈下，便表示要抽个空儿去看看他。又问老伊中风后脑子是否还清醒，姜孝顺说刚开始老犯迷糊，今年初夏有些好转，还举了老伊接受外调的例子。用姜孝顺的话来说：“千不该万不该，怎么就一时嘴贱顺口说起了这事儿！”

　　所谓“这事儿”，就是小柳告诉他有外调人员向舅舅调查当年“见血堂”那批攮子的下落，让他明天中午将舅舅接到“祥元阁”。当时，“鑫叔”听了没有什么反应，神色如常，倒是把话题转移到解放后姜孝顺的工作情况上去了。一会儿，排到窗口，姜孝顺买了卤菜，跟对方告辞先离开了。

　　事后看来，老伊之死，就源于姜孝顺跟“鑫叔”的这次不期而遇。侦查员对这条线索进行过调查，除了请两个相邻分局发了协查通知，还动员了卤菜小铺所在地管段派出所全体民警以及二十四名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对以卤菜小铺为中心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住户进行访查，但未能发现任何有关“鑫叔”的蛛丝马迹。

　　麦善谋、陈君临对疑似女凶手田洁石进行讯问时，尹小白、张百行两个刚琢磨出一个之前调查时遗漏的问题——

　　“鑫叔”从姜孝顺口中得知老伊次日将在“祥元阁”接受外调人员的宴请，知道不妙，遂决定将老伊灭口。至于如何干掉老伊，“鑫叔”肯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选定了下毒的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更省事的方法，那就是在伊宅将老伊一刀毙命，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鑫叔”落网后交代，说对方是格斗高手，虽然疾病缠身，但毕竟还有功夫底子，不是寻常的病号可比的，他担心偷鸡不着蚀把米，那就麻烦大了。 　　

不过，在老伊家里是没法儿下毒的，那就只有谎称“孝顺单位有事儿，一时脱不开身，让我先把您老接过去”，将其骗去饭馆下手了。去饭馆的话，就必须去“祥元阁”，那是事先说好了的，换其他地方会引起老伊的怀疑。但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祥元阁”名声在外，生意火爆，客满是经常的事，如果他把老伊忽悠过来，饭馆却没有空座，那该怎么办呢？老伊是老派武人，又是天生一副倔脾气，“祥元阁”是他亲自点的地方，临时换饭馆他肯定不干。到时候，“鑫叔”再会忽悠人只怕也应付不了这场面。所以，从常情来说，“鑫叔”在策划时肯定会想到预订雅座。

　　尹小白、张百行议到这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事先没有想到呢？

　　于是，下一步的调查思路也就出来了。两人再访“祥元阁”，“祥元阁”账房先生告知，那天上午十时许，饭馆还没开始营业，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藏青卡其布面料短式夹风衣、黑色薄棉裤，头戴米黄色鸭舌帽，说话语调节奏像打机关枪，先问是否有一位姓姜的先生订过席，账房答称姜先生订过席，在二楼；然后就说他中午也要订一副雅座，就放在底楼那个不靠窗的角落里吧。按照当时规矩，饭馆订座是不必付订金的，但这个顾客却执意要先付一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再三关照务必保留预订的雅座。

　　侦查员听着顿时来劲，张百行说这应该是一条线索，盯着追查没错。尹小白说这个订座的主儿跟那个“鑫叔”似乎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参与作案的同伙，也可能只是被忽悠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为一桩谋杀提供了便利。这么一说，张百行不由连连点头：“对啊！订座这样的事儿，‘鑫叔’可以自己出马的，为什么要另外差人呢？大概是不想给外界留下太多印象吧。”

　　尹小白说：“不瞒老兄，兄弟我早年在港岛奉命给港九支队跑腿打杂时，时不时也玩这一手，花点儿小钱让乞丐、小混混儿、小贩什么的去替我跑腿。现在这个订座的家伙，可能就是‘鑫叔’雇佣的临时工。不过，即便如此，这也是条线索。‘鑫叔’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找不到他了，可他不知道，咱是玩儿这个把戏的行家，不信就找不到他的蛛丝马迹！” 　　

接下来，两人分析那个订座男子的情况，发现这个人的衣服搭配有些蹊跷：上身穿的是藏青色卡其布面料的短式夹风衣，下身却是一条黑色薄棉裤。此时已过冬至，差不多到了广州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时期，该男子穿一条薄棉裤倒也说得过去，可是，上身穿的却是春秋季节的短夹风衣，这就似乎不大符合常理了。若说此人抗寒能力强吧，那棉裤怎么解释？而且，这个季节，很多人的穿着搭配恰恰与那个男子相反，上身穿薄棉衣，下身倒是可以穿夹裤之类。反正，专案组的这些侦查员中就没有一个穿棉裤的。

　　因此，侦查员认为该男子的这种穿着搭配可能有其特殊性，有往下探究的必要。上下身衣服不搭配，是盯着上身的夹风衣寻觅疑点呢，还是从那条薄棉裤去考虑？尹小白、张百行最初的观点是各一半，张百行主张从夹风衣考虑，尹小白则定位于棉裤。但最终张百行还是被尹小白说服了。因为尹小白提出了一个观点：街头四十岁以下的体健男子穿棉裤的不多，这厮应该不是身体虚弱畏寒，而是职业需要。

　　那么，这厮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张百行是北方人，而尹小白是本地人，这方面只有他最有发言权。

　　尹小白分析，广州地面上冬天穿棉裤的男性，一般都是从事室外工作的，比如清道夫、守夜人、从事室外工作的匠人、电灯厂的外线工、码头或者火车站的装卸工、水上作业人员以及三轮车、黄包车夫等，该男子十有八九从事的是这一类工作。是日，此人应该是在工作时间临时受凶手之托来“祥元阁”订座的——如果他这天不工作的话，就不必穿棉裤了。至于那件夹风衣，则是为防止被人一眼判断出其职业临时换上的。为什么会担心被人看出职业呢？那是因为此人原先穿着的上衣上有明显的职业标志。由此推断，此人很可能是三轮车夫，凶手搭乘其三轮车，有偿委托让其帮忙订座。 　　

那就着手找那个三轮车夫吧。尹小白、张百行随即把外援便衣召拢，端出上述分析，征求大伙儿的意见，看如何开展访查最为便捷。分局一名康姓留用老刑警提出，从那件短式夹风衣来看，很有可能来源于附近某家旧货行或者专做旧衣衫生意的旧衣店，是否有必要先访查这一类商家？这个建议立刻获得认同，一干侦查员分头行动。

　　刑警老康的推测被证明是准确的。距“祥元阁”大约六百米的一条巷子里有一个旧衣摊头，侦查员从摊主那里了解到，案发那天上午，一辆三轮车拉着一个穿戴体面、嘴叼翡翠烟嘴、大约四十来岁的男子在巷口停下。男子下车往巷里走，身后跟着那个穿一身黑布棉衣裤的车夫。摊主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乘坐三轮车、黄包车来小巷的人几乎天天都有，但这种乘客和车夫一起下车进巷子的情景却从来不曾见过，寻思是不是坐车的男子忘了带钱包，欠着车钱，让车夫随其到家里来取。正这么想着时，两人却在摊头前驻步。那男子对车夫说：“你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穿的衣服。”

　　摊主这才知道，原来这二位是来光顾他生意的。车夫一双眼睛在旧衣服上扫溜着，看那神色，似乎嫌摆出来的衣服太少，不甚满意。摊主就从身后的纸板箱里又拿出一些旧衣服供其挑选。那乘车的男子对此不感兴趣，退后几步，掏出香烟插在翡翠烟嘴上，一边吸烟，一边左右扫视。车夫终于选中了一件短式夹风衣和一顶帽子，摊主见其没有侃价，也没有掏腰包的意思，便知道付钱的应是那个男子，于是大声报出价钱。男子把吸剩的半支烟扔在地上踩灭，过来看了看车夫选中的衣服，嘴里吐出两个字：“试试。”

　　车夫便脱下原先穿的那件棉衣，套上夹风衣，又把帽子戴上。男子又开腔让“走几步”，车夫照办。看上去，那男子对车夫的扮相比较满意，随即就按照摊主报出的价钱付了钞票。这时车夫已换回原来的装束，两人出了巷子，男子上车，车夫拉了车就走。 　　

尹小白、张百行两个分析下来，作出以下推测——

　　凶手在赴小北直街把老伊忽悠出来的途中，叫了一辆三轮车，用钱收买车夫，让其前往“祥元阁”订座。考虑到车夫那身行头肯定会给饭馆方面留下深刻印象，觉察到此人可能从事的职业，就出钱买旧衣帽让车夫改装。当然，这般装束踩着三轮车当街出现太过显眼，容易引人注目，若是正好遇上相识的同行，那这把戏就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了。所以，试过衣服之后，凶手让车夫把衣服换回来，待到“祥元阁”附近，再找个偏僻地段把衣服换上，步行前往饭馆。

　　侦查员为印证这个推测，立刻以“祥元阁”为中心在周边小巷、空场等处进行访查，果然在距“祥元阁”直线距离不过四五十米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三名目击者。他们看到的那一幕跟侦查员的推断几乎如出一辙。

　　接下来，就是怎样寻找那个三轮车夫了。尹小白、张百行与外援便衣一番讨论后，决定先通过工商局把市人力车公会和各区分会的专职办事员召拢，说明情况，要求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协助查摸这么一个三轮车夫。

　　调查进行到这一步，尹小白、张百行都很乐观，说看来此番已是“馒头上笼八分熟”了。可是，尽管各区人力车公会集中全力协助排查，侦查员不但跟车夫逐个接触，还调取了解放后车夫为领取执业证件拍摄的照片，请“祥元阁”账房先生、伙计和旧衣摊的摊主辨认，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任何效果。尹小白、张百行不禁犯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使那么大的劲儿，按说方向也正确，怎么就没查到任何蛛丝马迹呢？

　　无奈，他们只好向专案组长亓舞牧求助。这时，对田洁石的调查已告一段落，亓舞牧可以腾出手对他们进行指导了。

　　听了二人的汇报，亓舞牧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那个跟着凶手去买旧衣服的主儿并不是真正的三轮车夫，而是临时客串的，当然，可能这厮以前曾做过三轮车夫；另一种可能是，这厮是如假包换的三轮车夫，不过不是羊城这边的。据“祥元阁”的账房说，此人也是广州本地口音，那就可以在广州周边的地区找找看，比如新会、花县（今花都）、番禺、中山、佛山等地。 　　

尹小白、张百行两个眼睛一亮，不约而同“哦”了一声。张百行说：“这几个地方都不大，三轮车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广州，我们分别带几个人分赴这五地，估计查上一两天就能把当地的三轮车夫查遍了。”

　　尹小白却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组长说的第一种可能。据旧衣摊主和那几个目击者反映，那辆三轮车是广州市里随处可见的营运三轮，也有牌照，可惜当时谁也没留意过号码。我们是否可以先查一下，老伊被害之前一两天，广州市区有没有营运三轮车失窃过？”

　　亓舞牧点点头：“小白这个想法有意思，假车夫真三轮，我们不妨查查看。”

　　接下来，三人分别向全市各派出所打电话询问近日是否有报失三轮车的。一圈电话打下来，都说没有接到过这种情形的报案。这不奇怪了吗？三人继续研究，最后决定再次在全市三轮车行业展开调查，弄清楚在涉案时段内是否有人丢失三轮车没有报失（比如事后失物自动归还了），或者把三轮车借给过非从业亲友的。

　　这一查，又是将近两天。1月4日，西禅区三轮车工人宋克礼在接受侦查员询问时，承认曾把他使用的三轮车借给过其表兄林和万。林借用表弟三轮车的理由是，朋友娶亲接新娘，愿意支付宋克礼当日的包车车资，借用时间说好是一天。表兄是上午九点把车骑走的，晚上还车时已是十一点。

　　当晚，林和万被捕。专案组随即进行讯问，林对去“祥元阁”订座之事供认不讳——

　　林和万以前干过三轮车夫，前几年跳槽干起了珠江客轮上的水手。这人喜欢交际，在社会上颇有朋友。12月中旬，有个名叫何觉生的鳏夫朋友找他说准备娶一寡妇作续弦，定在27日成亲，届时将以五辆三轮车组成一个车队前往女方住所接新娘，希望林和万备一辆三轮车参加车队。林和万自无二话，一口答应。接着，他就去找了表弟宋克礼，约定是日借用其三轮车一整天。何觉生其实并没表示过愿意以包车价格给人家误工补贴，但林和万知道表兄经济拮据且生性吝啬，自掏腰包付了这笔钱。 　

是日上午，林和万根据事先与何觉生的约定，蹬着三轮车前往何宅。途中被从路旁闪出的一个男子拦下，该男子显然以为这是一辆正在营运的三轮车，二话不说就上车了。林和万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明情况，就被对方手里亮出的一张五万元面值的人民币所吸引。对方说我包你这车一个小时，载人的同时再顺带做一桩小事，去饭馆替我订个雅座，这张钞票就是你的了。另外我再送你一件七八成新的衣服和一顶帽子，干不干？林和万觉得这交易简单又合算，不假思索地点了头。

　　继而就有了去旧衣摊买旧衣服和上“祥元阁”订座的情节。订座期间，那个特征与“鑫叔”相符的男子就在饭店外面等着，林和万订座完毕出了饭馆，“鑫叔”和他一起穿过马路，就此各奔东西。此后，林和万再也没见过此人。

　　侦查员随即找何觉生核实情况，何证明确实有迎娶新娘请林携车帮忙之事。又分别让“祥元阁”账房先生、旧衣摊摊主辨认，均确认系林和万无误。由于林和万坚称他跟“鑫叔”素不相识，出于慎重，侦查员还去林供职的珠江客轮公司及其住所地管段派出所了解此人以往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尽管找到了订座的人，但那个“鑫叔”究竟是什么来路，专案组依旧一筹莫展。根据姜孝顺提供的“鑫叔”与老伊生前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鑫叔”对广州的熟悉程度，专案组推测他应该是本地人，可是，广州这么大，应该到哪里去找他呢？

九、“福婴堂”余孽

1950年1月8日，专案组开了一上午的案情分析会，重新梳理案情，确定了接下来的两个调查重点——

　　其一是五个受害人收到的警告信。据广州市公安局为配合本案侦查在警方内部进行的统计，自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至今，全市公安系统共有三百七 十一名警员收到过各种形式的警告信，其中有三十九封系无字函，即图画或者实物（子弹、刀片、药粉之类），图画内容为滴血攮子的只有五封，而收到滴血 攮子警告信的五名警员已全部遇害。专案组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对这五封警告信进行追查。

　　其二是摩托车。之前搜查老伊的住处时，侦查员在后院门口发现了新鲜的摩托车轮胎痕迹，估计凶手是骑着摩托车过来的，把车停在这里，再绕道拐上 马路，从前门进入伊宅。之所以不直接从后门入内，那是因为老伊是武人出身，后院是专门用来练武的，比寻常民宅的后院大得多。后门平时上着粗杠门闩， 想从外面入内，就必须大喊大叫，这就有可能惊动邻里，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老伊腿脚不便，即便听见声音了，也难以独自走那么长一段路去开门。事后 查明，凶手“鑫叔”在毒杀老伊逃离饭馆后，又叫了出租车赶到伊宅附近，步行到伊宅后门把摩托车骑走了。侦查员认为，如果能查明摩托车的来路，也就可 以顺藤摸瓜找到凶手的线索。

　　这两个方向的调查难度都不小，需要耗费大量的警力和时间，如果同时进行，侦查员们担心分散用力，达不到预期效果。尹小白建议不要平均分派力量 ，而是有轻有重。但是，具体到哪头轻哪头重，大家意见不一。 　

这时，麦善谋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于破案非常有价值——既然与凶手有关的线索调查起来非常困难，不如先放在一边，干 脆查查这五名被害警员的历史情况，说不定能找到与此案有关的线索。五人都是留用警员，以前都曾干过刑警，肯定承办过不少刑事案件，现在一齐被害，会 不会是遭到报复？

　　众侦查员都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亓舞牧当即决定：全体出动，前往市局查阅档案。

　　这一查，果然有收获。侦查员发现在五名遇害警员个人档案的“业绩”栏里，都有参与侦查“山田俊郎绑架案”的记载，由于表现出色，日伪警察局给 予陈明贵、郑应富、黄瘦竹、郭振堂、洪秋笙每人一百五十元伪钞作为奖赏，苦主方还赠予他们一百银洋。接着又查阅“山田俊郎绑架案”的卷宗，原来这起 绑架案就是这五名刑警组成的专案组破获的，其中洪秋笙为组长。案卷中还附有一份由黄瘦竹执笔、洪秋笙签名的报告，是写给伪省会警察局局长冯壁峭的， 请求如有媒体报道该案，务须对专案组刑警匿名或者化名——显然是生怕遭到报复。

　　专案组遂对这起绑架案产生了兴趣，接着又调阅了“山田俊郎绑架案”的案卷。这桩案子倒也并不复杂——

　　山田俊郎系广州日商“兴鑫纱厂”老板山田岸雄的孙子，时年三岁。1944年2月26日，山田俊郎由其表姐（即老山田十七岁的外孙女）富岛艳枝和几个日 本同学带领着前往“乐善戏院”看戏，说是让小表弟开开眼界。这么小的孩子，其实根本看不懂也听不懂，却被表姐硬摁着待在座位上。幕间休息时，山田俊 郎如同解锁的猴子，趁表姐和一干同学上厕所的机会，在过道里欢蹦乱跳。这孩子的穿着打扮比较阔气，一眼就知道是个富家公子，结果就让人给瞄上了，等 到富岛艳枝从厕所出来，小表弟已经不见踪影！

　　沦陷时期，日侨是顶级公民，戏院方面接到富岛小姐的求助，大惊之下，随即停止演戏，关闭所有通道，封锁门窗，从老板、账房到员工全部出动，分 头陪同富岛艳枝在戏院内部寻找。找遍包括后台各个角落在内的所有可能藏匿孩子的位置，皆无踪影。富岛艳枝哭着给外公老山田打电话报告，戏院老板则立 刻致电日伪警方报警。 　　

老山田的女婿河下环是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少佐，接到电话后，亲自驱车前往日伪省会警察局。沦陷区的警察局名义上由汉奸伪政府掌管，实际 权力都在日军派出的警察局顾问手里。河下跟日本顾问一说案情，警察局立刻抽调五名精干刑警（即本文中的五个受害者）组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日本顾 问野谷坐镇督办。不过，这个野谷没有学过一天警务，他是海军少佐出身，在侵华战争中负伤，于是改行从警。

　　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日本人，且有特高课少佐这样一个社会关系，野谷自是重视。专案组这五名刑警是他点名抽调的骨干，其中留英海归的刑侦专家洪 秋笙被野谷任命为专案组长。根据洪秋笙的建议，另拨二十四名便衣归专案组差遣。野谷限期三天必须破案，否则，他将把一干刑警送特高课“伺候”。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了这样的“激励”，专案组像打了鸡血似的没日没夜折腾了两天多，终于查到了线索。第三天晚上，广州市内一个专事诱拐、绑 架儿童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个团伙的匪号竟然叫“福婴堂”。像五年前对付“见血堂”一样，日伪警察、宪兵一齐出动，“福婴堂”一干绑匪除师爷和“ 保姆”两人因外出侥幸漏网，其余悉数归案。严讯之下，真相大白——

　　“福婴堂”这个名字听上去容易使人联想到“育婴堂”、“养婴堂”之类的社会慈善机构，谁能想得到，他们干的竟然是绑票儿童的勾当。该团伙作案 之前，对目标家庭背景都进行过详细调查，吃准受害者家境富裕，掏得起钱赎票，而且将被绑孩童视为掌上明珠，肯定不敢报案，他们才会下手。从1939年 春夏之交“福婴堂”开张到1944年早春案发，这伙绑匪作案四十六次，次次成功，没一户苦主向警方报案。被诱拐、绑架到“福婴堂”的孩子都有专人照料 ，好吃好喝，有玩具，还有“保姆”（即女绑匪）陪他们做游戏，并提供医护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福婴堂”倒也名副其实，来到这里的孩子的确有“福 ”，当然，孩子的家人未必会这么想。绑匪之所以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心善，掩人耳目而已。

尽管四十多个受害家庭都没有向警方报案，但绑架孩子这种事肯定会闹出动静，社会上自有风言风语，说广州地面上隐藏着一个专事绑架孩童的犯罪组 织，屡屡作案，甚至香港、上海的外国报纸也披露过。这些情况日伪警察局肯定是清楚的，可既然没人报案，他们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假装不知道。对于 “福婴堂”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福分”。不过，天下从来没有享不完的福，1944年初，“福婴堂”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那年元宵，“福婴堂”内部摆了一桌酒宴欢度佳节，在场的除了堂主韩盛夏、师爷黄芝君等六名绑匪外，还有跟着绑匪打下手的三个帮凶——车夫、厨 子、“保姆”（即护士兼幼教）。席间，绑匪作出了一个决定：时势艰难，物价上涨，“福婴堂”也必须扩大业务范围，不但在广州本地，还要在香港、九龙 物色目标。如此，“福婴堂”就需要“扩编”，招收熟悉香港情况并且在香港有藏匿和偷渡条件的同伙。绑匪中的老三梁福仁以前曾在香港黑道混过一阵，在 港九有黑帮朋友，遂决定由梁老三去香港招兵买马。

　　梁老三返回羊城时带来了两个马仔。根据“福婴堂”的规矩，凡是招聘新人，哪怕只是临时请来做十天半月的清洁工，也必须经过师爷黄芝君的面试， 由黄师爷全权决定是否录用。这次要招的是正式成员，黄芝君自是特别重视。但他也知道，这两个马仔的兄长跟梁老三关系非同一般，梁老三说是请师爷面试 ，其实是志在必得，不过走个过场而已。虑及这一点，面试后黄师爷没有独自作决定，而是跟老大韩盛夏提出，是否六个弟兄开会商量一下，集体决定这两个 小弟的去留。 　　

开会结果，六个绑匪的意见是三对三。梁老三脾气暴躁，当下就要发作，认为黄师爷不给他面子，质问黄师爷这两个小弟到底哪里不合格。韩老大是支 持黄师爷的，当下就让师爷把面试感觉说一说。黄芝君只说了四个字“粗暴鲁莽”。双方进行了争论，气氛很不友好。最终韩老大拍板，争论暂时搁置，两个 小弟暂且留下，容大家再看看、想想——集体考察。

　　梁老三要给两个马仔一个交代，就悄悄把情况跟他们透露了，让他们必须稳住，对老大和老六（即黄师爷）要客气加尊重，让人家有好感。两个马仔听 着不服，寻思这不是看低咱俩了吗？“福婴堂”的活儿不就是去外面随便溜达溜达，看见有富家公子掳一个回来就是了吗？这种活儿咱在香港又不是没干过， 有什么犯难的？两人一合计，必须露一手给大家瞧瞧。怎么露一手呢？那简单，弄个孩子回来就是。

　　当晚，两个马仔去戏院看戏，幕间休息时发现一个三四岁的富家少爷在过道间欢蹦乱跳，瞅个空子用玩具和魔术把孩子诱出戏院，叫了辆三轮车带回了 “福婴堂”。这个孩子，就是山田俊郎。

　　应该说，黄师爷的眼光确实很毒，他跟两个马仔不过聊了十几分钟，竟然就看清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下了四字评语。两个马仔随即以自己的行动对黄老 六的评语作了一个最贴切、最准确的诠释。至此，不仅韩老大，连梁老三也频频摇头，暗忖这俩小子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只好让他们返港了。

　　那么，诱拐来的那个富家少爷该怎么处置呢？黄师爷说我先得跟这位少爷聊聊，了解情况后再说。没想到，根本没法儿跟这孩子聊。怎么呢？他一开口 竟是奶声奶气的日语，“福婴堂”没人听得懂。黄师爷说这回闯大祸了，这小子是日本崽，闹不好是东洋官员的崽子哩！

　　这下，一干绑匪害怕了。紧急商量下来，让两个马仔连夜带着山田俊郎逃离广州，直接回港，把孩子送香港的慈善机构，就说是捡到的。慈善机构自会 弄清其来历，帮助其回归家庭。只要孩子平安无事，估计苦主也不会刻意追究。 　

应该说，这个盘算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可架不住碰上了猪队友。那两个马仔竟像是上帝特地指派来毁灭“福婴堂”的特使，他们偷渡到港后，寻 思带着这日本孩子就相当于怀里揣了一颗定时炸弹，万一遇到日本人盘查，那不就露馅儿了？一不做二不休，二人干脆把孩子掐死了，草草在海滩上掩埋。不 料在掩埋过程中被人发现其形迹可疑，当即报警，两个马仔被日军巡逻队逮捕。

　　“福婴堂”在劫难逃，一个月后，所有被捕的涉案者均被判处死刑，只有黄师爷和“福婴堂”唯一的女性成员倪和娟漏网。韩盛夏等匪徒被处决前，日 本顾问野谷给他们开出条件，如果谁供出黄芝君、倪和娟的藏匿地点，可以免死。死到临头，几个绑匪倒还有点儿骨气，说黄师爷非常了得，你们是抓不到他 的，我们几个弟兄死也就死了，但只要黄师爷活着，肯定会给我们报仇。

　　日伪警察局对黄芝君、倪和娟的通缉持续到次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也没有任何结果。之后，随着国民党接收省会警察局，这桩案子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 。此刻，看着卷宗里被处决的几个绑匪的照片，“55小组”五位侦查员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莫非真的是那个黄师爷找当初的办案刑警报仇来了？

　　在驻地的会议室里，一干侦查员分析下来，都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如果把这起绑架案作为切入点进行调查的话，下一步该如何进行？麦善 谋再次提出建议：还是应该到市局去找。

　　找什么呢？麦善谋说，日本人性格刻板，办事中规中矩，何况是那么大的案子，因此，他们结案后应该会把绑架案的物证都封存起来。国民党方面接收 日伪警察局时，应该是把卷宗和物证一并接收下来的，该案的卷宗我们找到了，估计物证也还在，只不过由于管理有问题，没和卷宗放在一起。我们不妨再到 市局找找该案物证，很可能会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

　　1月9日，专案组二赴市局。不出麦善谋所料，侦查员在一间灰尘累累蛛网密布的库房里找到了一个日伪警察局成批次定制的专用物证箱，箱盖上的白铜 标签框里有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一组阿拉伯数字，与“山田俊郎绑架案”卷宗上的号码完全吻合。箱子锁着，也找不到钥匙，但这难不倒侦查员，再说又不是 什么复杂的锁，尹小白用一根回形针就给捅开了。 　

打开箱盖，里面是日伪警察局查抄“福婴堂”时收缴的两支手枪、一瓶药粉（估计是迷药）、若干刀具、绳索和封口用的大块医用胶布等，还有一些照 片。让侦查员惊喜的是，这些照片中竟然有一张“福婴堂”全部成员（六个绑匪、两男一女三个“内勤”）的合影，拍摄于1944年元旦，而且是当时流行的 商家、公司悬挂于墙上的十二寸大照片，可以看清每个人的脸庞。侦查员根据绑架案卷宗中被捕者的照片逐个核对，排除了绑匪中的老大到老五，以及司机李 某、厨师兼清洁工萧某，还剩下一男一女，那肯定就是黄师爷和倪和娟了。

　　黄师爷的年龄在三十三四岁左右，嘴里叼着一枚烟嘴，插有小半截香烟——其面容与姜孝顺所说的“鑫叔”以及旧衣摊主所说的那个陪同假车夫林和万 购旧衣的男子吻合；倪和娟年龄不到三十岁，一张标准的鹅蛋脸，五官特征及体形与目击证人描述的那个女凶手酷似。

　　一干侦查员返回驻地，立即开始研究如何查摸黄芝君和倪和娟的下落。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对手已然察觉了警方的行动，准备先发制人，制订了 一个“反制计划”，即将把暗杀的触角伸向“55小组”！

十、反制计划

案犯胆大包天，竟然打算暗杀专案组侦查员，这种事现在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以为是某些神剧的胡编乱造。但是，在解放伊始的广州，这根 本不算什么稀罕事儿。有资料对此曾有披露：“那时广州刚解放两个多月，天上美蒋飞机不断袭扰轰炸，地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散兵游勇像输红眼的 疯狗，昼伏夜出，满城乱窜，制造混乱，丢炸弹、搞暗杀、打黑枪……”随便举个例子，1950年2月的某个深夜，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兼 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在其办公室里遭枪击，子弹穿窗而入，从其头边擦过，打坏了立在墙边的一口英国制造的维多利亚式大座钟。

　　案犯也许正是受到这种嚣张氛围的影响，才有了暗杀侦查员的念头。拍板决定此事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对手，就是曾经的“福婴堂”师爷黄芝君，不过， 他现在已经易名“朱益庆”了。 　

黄师爷原名唐鑫，广东阳江人氏，1910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自幼顽劣，酷爱舞枪弄棍。初中毕业后投身行伍，在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当过汽车兵、班 长、排长、上尉军需官，1936年因贪污被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十年。其时，唐鑫因军需官业务关系已经在江湖上结识了几个黑道角色，结拜异姓兄弟，他排行 最小，位列第六。上面五个盟兄闻知老六身陷囹圄，立即着手营救，打通监狱关节，助其成功越狱。

　　唐鑫逃到广州，改名黄芝君，籍贯也变为海南陵水。那时，如果有关系，户口很容易办，花一些钱钞即可。洗白身份后，他找了份私立小学老师的工作 。不久，抗战爆发，广州暂时无恙，黄老师继续教他的书，私下里跟落草做了土匪的五个盟兄往来，为他们出谋划策。1938年秋，广州沦陷，私立小学被日 军征用，黄芝君失业，遂接受盟兄的邀请，正式加入该犯罪团伙，并被推举为师爷。这位新师爷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该帮伙命名为“福婴堂”，二 是通过关系给五个盟兄都办理了广州市区的良民证，这样，该帮伙就得以合法立足省会了。 　

黄芝君与绑匪团伙唯一的女性成员倪和娟是一对野鸳鸯，1944年“福婴堂”遭遇灭顶之灾的那晚，两人正好偷偷相约去外面开房间，侥幸逃过一劫。午 夜时分，两人惊悉“福婴堂”出事，即分手各奔东西。倪持黄手书的字条前往黄的家乡阳江一所尼姑庵削发为尼，黄则潜逃湖南，在湘西一个道士老友那里藏 匿，他懂些中医，便在当地行医谋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黄知道最要紧的还是抓紧时间学习些本领，每天空闲时便自学英语，还经常去当地教堂跟一个英国 神甫用英语交流。

　　次年抗战胜利，黄芝君返回广州，易名朱益庆，凭着那个英国神甫的一封信札，结识了沙面一家洋行的英国大班，做起了西药经纪人。那个英国神甫是 个收藏迷，对中国的冷兵器颇有兴趣，黄受其委托，小规模收购中国民间的冷兵器，由此与伊勒德相识。

　　国民党接收广州后，原先日伪时期的通缉令就不再有人提起，朱益庆倒是可以安心经商。本想着以后就太平无事了，可命运似乎故意跟朱益庆过不去， 他的人生再起波澜。1948年初，朱益庆经手的一批价值不菲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在从海外运至广州通关时意外被扣，不仅他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在里面，还有好 几个合伙人的，合伙人天天上门逼债，他连跳海的心思都有。费尽周折，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子，联系上一个名叫曹不凡的缉私警官。

　　曹不凡的真实身份是“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刚从上尉晋升少校，受命组建“保密局”的一个情报小组。曹是北方人，还是第一次到广州，连粤语都不 会说，让其物色对象建立特务组织，真是难为他了。可军令如山，难为也得做，还必须如期完成。于是，他决定利用缉私警官的职权发展特务。朱益庆是他盯 上的第一个对象，所谓通关被扣，把朱益庆逼得走投无路求上门来，都是曹事先策划好了的。自然，他也会通过组织对朱益庆进行审查。“保密局”在这方面 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朱益庆的“今生前世”被查了个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朱益庆是怎么想的，他都必须上“保密局”这条贼船，否则，就不是倾家荡产的问题了，那是要掉脑袋的。从此，朱益庆成了“保 密局”的一名情报特工，接受短期培训后，随即投入收集情报的工作。西药经纪人照做，有“保密局”的暗中关照，生意自是风生水起。

　　1949年元月，根据曹不凡的指令，朱益庆在广州同乐路开了一家“益庆西药房”，营业执照上注明兼营医疗器械，并且“批零皆准”。这是“保密局” 为败退台湾后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的情报点。不料，西药店开张不久，曹不凡突然被人暗杀，朱益庆就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待到广州解放，朱益庆顿觉无比轻松 ——当然不是因为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他寻思着，曹不凡已死，国民党又跑到了台湾，自己和“保密局”的联系早就断了，估计没人想得起自己来了。

　　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1949年11月30日下午，朱益庆收到一份平邮印刷品。拆开一看，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西药广告。这种广告发放方式在当时 不算稀奇，但这份广告却有些特殊——第一页上方右沿口向左、上沿口向下各三厘米交会处有一个黑点。曹不凡曾关照过，如果收到的任何印刷品邮件第一页 上有这样的记号，那就是密函，可用显影药水涂在空白处显示其内容。朱益庆顿时心里一凉：人家还是没放过我！ 　　

凉归凉，该干的事情还是得干，否则只怕连心凉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死人是没有知觉的。加入“团体”时人家可是交代清楚了的，违犯内部纪律者一 律密裁！没准儿曹不凡就是被“团体”密裁了……当下，他立刻配制药液涂抹在空白处。密函中交代，今后朱益庆的代号更改为“03”，让他于12月2日晚七 时前往六榕路“抵家旅馆”206房间，落款“蝙蝠”。

　　朱益庆别无选择，只好遵命。是日，他独自前往旅馆。前台听说是206房间的访客，递过一把钥匙，说客人关照，你可自行进入客房。朱益庆上了二楼， 打开房门，里面一片漆黑，不但没开灯，连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正迟疑间，房间深处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请进！关门！”

　　朱益庆照办。以为总该开灯了吧，对方却说：“往前走四步，有椅子，坐下。”

　　朱益庆摸索着走了四步，果然触碰到椅子，摸索着落座，心中愈发忐忑。“蝙蝠”跟朱益庆对上了接头暗号，语气稍显缓和，自我介绍来自台湾，系“ 国防部保密局”特别督察室特派员，奉命接收朱的组织关系，从现在起，朱归其领导。朱益庆的任务是组建一支特别潜伏小组，该小组代号“30”，由朱担 任组长，军衔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除薪饷外另有特别津贴和活动经费。

　　根据现实情势需要，“30小组”目前的使命是在一个月之内密裁五名党国叛徒。五名暗杀对象，上峰已经选好了，不劳朱益庆费心。而且，朱益庆一定 有干掉这五个人的兴趣——他们就是调查“山田俊郎绑架案”的五名刑警，现都被共产党的公安局留用。具体暗杀手段和下手时机由“蝙蝠”视情而定，朱益 庆接到指令即刻行动，必须干脆利索，不能拖泥带水煮夹生饭。该项行动须在本月内完成，一应装备器材、活动经费等，将会有人送至“益庆西药房”。 　　

任务交代完毕，“蝙蝠”问朱益庆是否有什么困难。朱益庆干特工的资历虽然比较浅，但他多年为匪，熟悉江湖规矩，知道如果大谈困难，给上峰留下 胆小怕事、故意推诿的印象，上峰就会另派他人执行使命，他自己呢，说不定跟那些暗杀对象一样也被密裁了。因此，尽管这桩活儿风险颇大，他也只好硬着 头皮答应下来。不过，有些困难确实是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那该提也要提，比如，以前他跟着曹少校搞情报，现在让他搞行动，而且是主持行动，经验有些不 足，只给一个月期限完成任务，时间上显得紧了些，况且目前他单枪匹马，招募人员也没个头绪。

　　对此，“蝙蝠”的说法是，这项任务由朱益庆来执行，局本部专家是经过反复论证的。朱益庆参加“团体”虽晚，但从事秘密工作（即朱与匪帮勾结从 事犯罪活动）的时间都够得上“军统”（即“保密局”前身）出身的老特工的资格了。朱是行伍出身，经历过战事，又长期混迹于匪帮，还是师爷，那就相当 于参谋长了，策划个案子还不是小菜一碟？朱在广州定居后，组建“福婴堂”犯罪组织，专事绑架儿童勒索钱财。所谓绑架，在特工业内的分类就是“行动” 。朱在数年内作案四十多起竟然无一失风，无一报警，这不是从事特工活动的天赋是什么？在局本部的会议上，甚至有专家提议，在适当的时候把朱接到台湾 去，在“保密局”特训班担任教官，专门教授策划绑架行动方面的课程。

　　至于“30小组”的人员问题，由于时间紧迫，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可以暂缓招募。为完成当前的任务，局本部决定给朱配备两名助手，这二人都属于 “30小组”的正式成员，归朱益庆领导，如有违纪行为，朱有权给予最严厉的处置，直至密裁。 　　

两个助手之一，就是朱益庆的老相好，“福婴堂”出事当晚和朱益庆一起逃跑的倪和娟。朱把倪和娟安排去阳江的尼姑庵出家之后，两人就没再联系过 。“保密局”业已查明，倪和娟于三年前还俗，改名蔡少仙，到广州找朱益庆未果，就留在了广州，靠做小买卖谋生。一年后嫁了人，男方名叫臧柳川，抗战 时被“军统”广州站吸收为编外行动人员，战后拿了笔遣散费经商，结识了蔡少仙，两人终成夫妻。“保密局”策划密裁行动时，考虑到朱、蔡的关系，决定 把蔡、臧夫妇吸收进来，作为朱益庆的助手。

　　这是朱益庆与上司“蝙蝠”唯一的一次见面，“蝙蝠”并未交代朱益庆在完成使命后，或者执行使命期间一旦发生意外该怎样与其联系，朱知道规矩， 也不敢问，只有遵命行事。之后几天，朱益庆紧锣密鼓地忙活，先把西药房原来的两名店员辞退，各发给一笔遣散金。又去营造行叫了两个工匠，把店面稍作 装饰。最后通知臧柳川、蔡少仙前来报到，两人遂成为西药房的新店员。其间，有人送来了一个包装严实牢固的箱子，里面是从事特工活动的一应装备器材。

　　晚上西药房结束营业，朱益庆跟臧柳川、蔡少仙一起吃饭闲聊，主要目的是了解一下臧柳川这个“军统”编外人员的暗杀手段如何。一聊之下才知道， 这家伙不但精通使用各种武器，心理素质也非常稳定，抗战时在广州等地多次参与暗杀日伪官员的行动，从没失手过。 　

而另一个属下——当年的倪小姐、如今的蔡小姐，他是不需要担心的。且不说二人做野鸳鸯时的了解，当年的倪小姐进“福婴堂”时，就是他面试的。 前面说过，他的眼光是比较毒的，香港来的两个二愣子，他一眼就看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结果很快得到印证，“福婴堂”还因这二人遭遇灭顶之灾。这 位倪小姐呢，面试时聊了没几句，他就认可了。为什么呢？凭直觉，他认为这女子胆大包天，同时心思缜密，实在是干这行难得的人才，而且还有性别优势— —常人对女性的防范意识大多不强。不仅如此，几年不见，这位蔡小姐似乎还有了“进步”，不知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受了丈夫的“熏陶”，蔡小姐对于即将 执行的密裁使命竟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说她这几天正在抓紧时间苦读丈夫推荐给她看的两本“军统”内部的行动特工指导手册，颇有心得，谈及杀人，就 好似女人之间议论时装美食那样轻松自如。

　　尽管两个属下还算让人放心，朱益庆依旧有顾虑：一是五个目标都是精干刑警，对这种目标下手，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二是即使侥幸解决了这五位 ，接下来警方该作何反应？毕竟是杀了五个警察，一旦警方大动干戈进行调查，自己逃得脱吗？

　　朱老板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又对自身安全深感担忧。可任务摆在那儿，拒绝是不行的。思前想后，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把这个任务搅黄了。“蝙蝠 ”曾经交代，由他选择下手时机和地点，朱益庆接到通知后即刻行动。如果目标都藏匿起来，或者干脆玩消失，“蝙蝠”无法探知他们的行踪，那行动命令也 就没法儿下达了。怎样才能让这几个目标玩消失呢？朱益庆苦思冥想，终于有了办法——这，就是五封警告信的由来。 　　

朱益庆瞒着臧、蔡夫妇，把自己亲手绘就的警告信分别寄给五个目标后，一连多日没接到“蝙蝠”的行动指令，寻思可能达到预期效果了。眼见得日历 一天天翻过去，距离年终不过十天了，朱益庆以为这个任务多半黄了，不料12月21日下午，随着电话铃骤响，“蝙蝠”下达了第一道指令。

　　指令很详细，不但包括目标郭振堂此刻所在的具体位置、在干什么，还对使用什么凶器、如何下手进行了详细交代，甚至具体到行动人员把刀捅入对方 身体后不要拔出。朱老板别无选择，只好指派臧柳川出动。臧的表现倒还真是“言行一致”，面不改色点头接受指令，但选择凶器时没拿“蝙蝠”派人送来的 军用匕首，而是在朱益庆三年前从老伊那里买下的十把攮子中随手取了一把。朱老板叮嘱他下手后让刀子留在目标身上，他点头表示理解，说应该这样，如果 拔刀，血会喷出来，弄脏了衣服就不容易脱身了。

　　郭振堂被杀后，“蝙蝠”的指令接连而至，臧、蔡夫妇竟然都能顺利完成使命，安全脱身。警方那边似乎也没啥太大的动静，朱益庆正暗自庆幸，不料 12月26日与姜孝顺邂逅，无意间得知警方正准备找老伊外调。那一刻，他真有一种“肠子悔青”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朱益庆帮着那个英国神甫收集中国民间的冷兵器，一度跟老伊交往频繁。后来，老伊喝酒毁了身体，朱益庆的上家英国神甫也没了音信， 他跟老伊也就不联系了。现在闻知警察找老伊外调，他担心老伊将他的情况和盘托出。朱益庆倒还沉得住气，当晚冷静作了一番分析后，也不跟蔡少仙、臧柳 川商量，独自制订了灭口方案。当然，杀人不是儿戏，还是谨慎一点儿好。次日朱益庆赶在姜孝顺之前到小北直街拜访老伊，见面后问了问情况，得知外调人 员是市局警察，而且有派出所民警陪同登门，心里不禁一凛，寻思肯定是作案凶器被警方瞄上了。遂决定下手，把老伊诱到“祥元阁”给毒杀了。 　　

朱益庆身为绑架团伙成员，策划犯罪活动的活儿做得还不错，但让他搞具体行动，那就显出科班出身和野路子的差别了。制订灭口方案时，他专拣有利 于自己的方面想，根本没考虑过灭口后看似消除了隐患，其实又留下了新的隐患——警方在调查老伊命案时肯定要追查到其外甥姜孝顺身上，而姜孝顺在案发 前夜遇到过自己这个情况警方马上就会知道！朱益庆是在毒杀老伊返回西药房后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像是武侠小说中遭了高手点穴一样，顿时呆若木鸡，一 时竟动弹不得。半晌回过神来，发现臧柳川、蔡少仙夫妇站在对面，正狐疑地打量着自己。这对夫妻还从未见过他们一向敬重的黄师爷、朱老板这般失魂落魄 ，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想问又不敢。

　　恢复镇定后，朱益庆立刻作出了一个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两个部下。

　　听朱益庆如此这般一说，蔡少仙有点儿坐不稳当了，脸上变颜变色的，倒是其夫臧柳川还挺得住，不但没有一丝紧张，反倒哈哈大笑。朱益庆以为这主 儿被吓得精神失常了，正没奈何时，对方开口了：“不瞒老板说，我一直想去香港或者台湾。以前给‘军统’干事的时候，我手上沾的血太多了，有日本人和 汉奸的，也有不少中共地下党的，要是让共产党抓到的话，枪毙我十个来回都富余。广州沦陷（指解放）前我想逃港，被这妖精拖了后腿（说着狠狠剜了其妻 一眼）。上月，‘团体’来人让我归队时对我说过，干一阵儿可以去香港，还给了我一个联系地址。现在既然快穿帮了，那老板您就把西药房关了，咱们三个 偷渡去香港，转而投奔台湾。不管怎么说，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咱们算是有功人员，没准儿还可以被党国封个官儿哩！” 　　

一语提醒了朱益庆，寻思要说活路吧，这倒真是一条。当下，三人就商量如何善后。朱益庆有了教训，这回不敢草率了，针对如何赶在警方的侦查触角 伸到“益庆西药房”之前做好关店、变卖存货、联系偷渡以及万一被警方盯上如何脱身等事宜进行了详细谋划。蔡少仙毕竟是妇道人家，担心时间不够，还没 准备好就被警方一锅端了。

朱益庆解释说，姜孝顺能够向警方提供的线索也就是他跟老伊在解放前的交往，当时他化名“穆三鑫”，身份则是一个冷兵器的买 家，老伊并不知道他在经营西药店。广州这么大，警方不会那么快就查到他身上。所以，我们肯定可以赶在警方把侦查触角伸过来之前从容赴港的。

　　这么一说，蔡少仙才稍稍心安。三人做了分工，各自分头准备。接下来的几天，准备工作比较顺利。朱益庆联系上当地的蛇头，付了预付款，对方答应 马上着手安排船只。因为这是生死之旅，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负责置办武器的臧柳川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三支冲锋枪、子弹若干和十二枚手榴弹，偷渡时万一遇 到警方的拦截，这样的火力足够对抗一阵子了。同时，也找到了几个对药房感兴趣的下家，转让事宜即将进入洽谈阶段。

　　1月10日一早，药房正常开门营业，蔡少仙发现门缝里塞进了一张推销春节期间合家欢聚摄影服务的广告单。臧、蔡夫妇不知道“蝙蝠”和朱益庆是如何 进行联系的，以为是寻常的推销广告，况且这家照相社就在附近，上月也以这种方式发过广告。蔡少仙随手就要把广告单扔进纸篓，被从后堂出来的朱益庆看 见了，便问这是什么，闻知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朱说让我看看，拿着就去楼上了。

　　进屋一检查，朱益庆发现了密件暗号，随即涂拭显影剂，密件的内容让他大为震惊——华南分局社会部日前两次派员前往广州市公安局档案库，疑系查 阅五年前被日伪省会警察局端掉的“福婴堂”一案的卷宗和物证。密件的末尾，还有“蝙蝠”的三字指令：盼严防！

在绑匪这一行中，朱益庆的脾气算是比较温和的，通常也不爆粗口，他自认为是读书人出身，民国年间的初中毕业生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虽然做了 绑匪，但军队有儒将，绑匪中自然也可以有“儒匪”。而此刻这个“儒匪”面对着上司的无厘头指令，再也无法保持儒雅，忍不住破口大骂。为什么呢？因为 “蝙蝠”的三字指令纯系风凉话。警方已经查到“福婴堂”了，那也就知晓了朱益庆和蔡少仙的面容、经历，再往下追查虽有难度，找到“益庆西药房”头上 也是迟早的事。都到这一步了，让朱老板怎么“严防”？

　　不过，这会儿骂谁都不管用。眼看着进入了大难临头的节奏，只有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才行，朱益庆的脑子又开始高速运转。反复思量下来，他对上司 的这封密函越来越疑惑。既然警方已经查明了自己的底细，上司应该知晓利害，为什么下达的指令仅仅是“严防”呢？西药房是固定不动的，又不是一条船， 人家若是找上门来，还有什么可防的？那就只有拼了。当然，拼肯定是拼不过的，这个结果，“蝙蝠”也该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下达这种狗屁指令呢？难道 是故意让我们送死？若是如此，何必又送来这份密件提醒我呢？让我们稀里糊涂被警方端了不是更好……

　　整整一天朱益庆都在琢磨这事，晚上更是辗转反侧。思来想去，不得其解。看来还得赶紧行动，尽快逃离广州才是上策。

　　天明后，朱益庆把昨晚琢磨良久的问题简略跟臧、蔡夫妻说了说。臧柳川深以为然，蔡少仙提醒朱益庆，说我们先得把门外贴着的转让启事撕掉。朱益 庆连连点头：“对对，不但要把启事撕掉，还要把糨糊痕迹擦干净。现在不能提转让西药房之事了，否则容易引起共党公安的注意。” 　　

可这样一来，他们手头的钱钞就有点儿紧张了。此前为了支付偷渡费用、购买武器，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三人逃港后的生活开销该怎么解决呢？尽管 他们手里有枪，但香港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不可能就地作案，不但不能作案，想在香港混下去，他们还得拜码头，这都需要钱。因此，朱益庆主张不能两手 空空去香港，总不见得偷渡到香港去做叫花子吧？而臧、蔡夫妻俩的意思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共党公安都快找上门来了，还是赶紧滑脚为好，到香港后再 作计较。实在无路可走了，还可以投奔“保密局”驻港办事处。臧柳川说：“咱们是为党国效命遭共党追缉才逃港的，是党国的忠臣，党国理应解决咱们去港 后的生存问题。”

　　朱益庆可没有臧柳川那么想当然，顶头上司“蝙蝠”在自己面临危机的时候都坐视不救，何况从没打过交道的“保密局”驻港办事处？逃港自然是要逃 的，还必须尽快，投奔“保密局”驻港办事处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在这之前，为争取最优厚的待遇，最好是弄桩什么额外功劳给办事处一个惊喜。他把这个 想法一说，胆子贼大行事向来不计后果的臧柳川提出，干脆把追捕咱们的共党公安干掉，作为晋见之礼。 　　

作为“30小组”的头目，朱益庆自然懂得未经请示擅自行动（而且是重大行动）是违反“团体”纪律的，但是，“蝙蝠”并没有给他留下紧急状态下的 联系方式，他们三人明知危险正在逼近，总不成坐以待毙。相信上峰应该能够理解，况且，此举一旦成功，产生的效果必定比暗杀五个党国叛徒的行动强上百 倍，他们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就这样，一个针对专案组侦查员的“反制计划”形成了。

十一、宝马R35

“30小组”的“反制计划”，“55小组”一干侦查员当然不可能察知，此刻，他们正在对案情的细节进行研判，以便制订下一步的侦缉方案。根据目前 所掌握的情况，侦查员分析案犯的作案动机可能不仅仅是为报仇—— 　

　如果黄芝君真的那么讲江湖义气，为什么不在广州解放前下手呢？那段时间，国民党警察局个个人心惶惶，内部管理更是混乱，案犯暗杀警员的难度要 小得多，作案后逃避侦查也容易得多。可是，黄芝君根本没有行动，也没有放出任何有关报仇的风声。广州解放伊始，他却先发警告信，再实施暗杀，三天内 连杀五人，又对知情人老伊采取灭口手段，这似乎不合情理。

　　如果不是为了报仇，那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侦查员注意到，五年前被日伪省会警察局处决的“福婴堂”五名绑匪中，老二区天佑、老四何骁勇是表兄 弟，系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华侨，早年当过海盗，因受通缉逃亡来华。当年日伪警察局在分析黄芝君、倪和娟的下落时，还曾考虑过两人是否逃往马来亚， 向马来亚的日本占领军发函请求协查，但之后再无下文。此刻侦查员怀疑，系列命案也许有海外背景，说不定与马来亚当地黑帮有关。

　　分析到这里，亓舞牧提醒侦查员，案子的背景越来越复杂，指不定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发生，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当然，话是这样说，大 家也有思想准备，可谁也没想到对手竟然动着突袭专案组的脑筋！

　　接下来研究的是从哪个方向寻求突破。一番讨论下来，侦查员认为有三个方向可以考虑—— 　

一是黄芝君前往小北直街时曾使用的摩托车。其实这个调查方向在两天前的案情分析会上也提出过，当时专案组掌握的线索有限，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 ，暂时放弃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虽然到目前为止专案组尚未掌握那辆摩托车的品牌、式样、颜色、牌照以及可能存在的个体特征（比如受损痕迹、个性 装饰等），只有几张该车在伊宅后门留下的轮胎痕迹的照片，但专案组已经从市局的档案库里找到了当年“福婴堂”所有绑匪的合影，知道了黄芝君的确切相 貌，可以通过走访现场区域的居民、商家、小贩甚至全市各加油站收集线索。 　

二是冷兵器。据姜孝顺回忆，其舅舅老伊跟“鑫叔”开始交往的时间段，老伊正在做冷兵器买卖，“鑫叔”与其交往频繁，多半跟冷兵器有关。由此推 断，黄芝君也曾做过冷兵器生意或者有收藏冷兵器的爱好。广州这么大，具有各种各样收藏嗜好的人肯定不少，有相同爱好的人为丰富自己的收藏，就会扎堆 交流，搞些买卖或转让之类的动作，专案组可以对冷兵器收藏爱好者进行访查，以期查摸到黄芝君的蛛丝马迹。

　　三是姜孝顺曾经提及，老伊被害前一天晚上他跟“鑫叔”邂逅时，对方手里拎着一个藤编提兜，里面装着两个贴有彩色标签的瓶子。姜孝顺只是一瞥而 已，未曾留意是酒还是酱油之类。当时侦查员判断“鑫叔”可能住在附近，在周边一公里范围内进行过查摸，未果。现在看来，这个细节也是重要线索，有必 要请姜孝顺再次回忆，同时对附近的槽坊、酱园等进行调查。

　　专案组长决定，三个方向的调查同时进行：陈君临、张百行、麦善谋各带六名便衣，分查“摩托车”、“冷兵器”和“两个贴有彩色标签的瓶子”；尹 小白随亓舞牧留守驻地，亓舞牧坐镇抓总，尹小白作为机动。

　　当天，三路人马调查下来，并无收获。1月11日，调查继续，负责调查摩托车线索的陈君临一路似乎撞到了好运。

　　陈君临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极为凶险，他脑子里形成了“有时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维模式。这天就是这样，原本是要到老伊 所在的小北直街区域继续走访的，如果未能查到线索，就转而前往“祥元阁”那边，走访饭馆周边的商家、居民、小贩等。一上午查访下来，还是白板一块。 中午，七名侦查员在一家路边小店午餐，每人一碗面条、两个馒头。折腾了一上午，大家都已饥肠辘辘，当下风卷残云。吃过饭，众人出了饭馆，各自骑上停 在门口的自行车正要出发，忽听老陈轻声道：“等等！”

　　六名外援便衣一齐看着陈君临，只见老陈拧眉沉思片刻，忽然把车龙头转了个向，嘴里一声“跟上”，蹬车疾行而去。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又 不便问，只有紧随其后。 　

原来，陈君临忽然想起姜孝顺在那家卤菜铺门前排队邂逅“鑫叔”的情节，寻思如果黄芝君用来作案的那辆摩托车是他自己所有（或者是向别人借的， 但那几天他一直在用着），那么他途经卤菜铺的时候是否也骑着这辆摩托车呢？没准儿去卤菜铺那里走访可以获得些许这方面的线索。于是，他临时决定暂停 在小北直街的调查，直奔卤菜铺所在的惠福路。

　　大概是每天制作卤菜时都要亲自尝滋味，卤菜铺的辛老板吃得肥头大耳，对侦查员拱手作揖满脸堆笑，酷似一尊弥勒佛。一聊之下，侦查员大感意外， 这尊活弥勒竟是革命烈属——其嫡亲弟弟系东江纵队战士，抗战胜利前夕在战斗中牺牲。由于父母皆已病殁，解放后政府把追认其弟为革命烈士的证书送到了 辛老板手里。辛老板对革命的认识不一定到位，但对与其烈士老弟同一个阵营同一条战壕的侦查员的配合却绝对到位。听陈君临说明来意，他说万分抱歉，同 志您所说的那天傍晚，敝人有事外出不在店里，对您几位需要了解的情况不甚清楚。不过没关系，我这就把店里的伙计全部集中起来，有什么问题，尽可以问 他们，如果需要，我可以暂停营业，您想问多久就问多久。

　　陈君临对其如此配合甚为感激，但寻思暂停营业的话，不但于商家有损失，这消息四下一传，还可能对调查不利。所以，再三感谢后予以婉拒，还是采 取了把伙计轮流请至后堂谈话的方式。

　　一番接触下来，果然有收获。卤菜铺十六岁的学徒苏阿良向侦查员反映，那天（就是老板有事外出那天，所以记得很清楚）傍晚，旁边巷子里突然爆出 一阵喧哗。阿良这年龄正是喜欢凑热闹的当儿，很想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此时正是出售卤菜的高峰时段，手头的活儿根本放不下来，只好打消念 头。劳动纪律是遵守了，但好奇心得不到满足，却是使他十分难熬。结束营业之后，他立刻借倒垃圾的机会，去隔壁巷里向熟识的小伙伴打听先前发生了啥事 儿。

人家告诉他，有一个来你们卤菜铺买卤菜的顾客，是骑摩托车来的。他把车停在巷口，待买好卤菜返回时，正好有个清道夫拉着一辆垃圾车从巷子里出 来，没留心，把摩托车蹭掉了一块饼干大小的喷漆。那顾客自是恼火，扯住了那个佯装不知，拉着垃圾车就要开溜的清道夫。两人先是争吵，清道夫可能自忖 个子高大，又年轻力壮，伸手推搡对方。不料那个看上去一副老板样、四十来岁的顾客却是会功夫的，他一手拎着装卤菜的精致藤编提兜，另一只手看似毫不 费力地一挥，竟把清道夫推得连连后退，要不是后面有墙壁，肯定跌成一个朝天元宝。清道夫大怒，欲从垃圾车上取工具动家伙，被众人阻拦。那老板模样的 男子无意纠缠，把提兜往摩托车龙头上一挂，跨上车座发动引擎就离开了。

　　侦查员随即请苏阿良领着去隔壁巷子找那几个小伙伴，问下来，骑车男子的年龄、外形和穿着跟姜孝顺那天巧遇的“鑫叔”相同。又问了摩托车的特征 ，说是一辆紫红色的两轮摩托，什么品牌谁也说不上来。建国初期中国自己还没有生产摩托车的厂家，各地的摩托车全部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舶来品；不过， “鑫叔”骑的摩托车另有一个新添的特征，那就是车身左前侧的金属护板被垃圾车蹭掉了一方喷漆。当然，侦查员最关心的是摩托车的牌照号码，但这几位谁 也没有留心。于是扩大调查范围，跟当时在场的围观者都一一接触，最终有六人一致认定，牌照的最后两位数字是“37”。 　　

这就好办了。侦查员前往市局交警大队查摩托车牌照档案，把所有尾数37的车辆滤了一遍，紫红色的一共有二十三辆。根据档案信息，连夜分头前往这 二十三名车主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这些车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面貌等情况。然后，即由派出所民警陪同前往车主住所查看摩托车。最终的结果 是：二十二辆摩托车的车主在12月26日傍晚都没去那家卤菜铺购买过卤菜，他们的摩托车均无被刮蹭过的痕迹，也没有补过漆。最后一辆摩托车的车主齐一 鸣在一个月之前因历史问题被拘捕，目前关押于西山分局看守所。据其家人称，其名下的那辆摩托车在其被捕前七八天失窃，当时曾报过案。

　　次日，陈君临等七侦查员前往西山分局。了解下来，齐一鸣是留美学无线电技术的，抗战前期回国，系广州邮电局高级工程师，但只上了半月班就被国 民党海军作为技术人才挖去，任命其为战时无线电通信技术特别研究室副主任，少校军衔。之后，齐一鸣一直效力海军，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初，齐退出 军界，进了南京市邮电局。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逃窜广州，齐辞职去了上海，在上海美资电话公司当高级技术顾问。1949年10月中旬，因技术问题与上海 邮电系统军管干部发生争执，提出辞职，未等组织回音即返回广州老家赋闲。不久前，上海方面向广州市军管会发公函要求审查齐的政治历史问题，军管会随 即指令西山分局对齐实施拘留。

　　那辆被窃的摩托车系德国宝马R35，据齐一鸣本人交代（警方在其家中也搜出了购物发票），系齐在1949年5月2日于上海中央商场购买，属于汉奸抄没物 资中的清理商品，远比市场价便宜，齐斥资购下，作为在沪工作、生活的交通工具。几个月后齐“愤而辞职”，打点行李返粤，这辆宝马R35就是其中一件最 重要的行李。

广州市军管会下令对齐实施拘留审查前，曾让分局派员数次找其询问情况，想动员他主动返沪复职，即使上海方面要审查政历问题，也可由上海进行， 遭到齐的拒绝。这种谈话，被齐认为“纯属骚扰，不堪忍受”。所以，他想在家赋闲，其实也根本没有心思，这辆摩托车虽然上了广州牌照，但返粤后很少使 用。失窃那天，齐一鸣的侄子齐致良借了摩托车携女友去白云山游览，傍晚返回，在海幢区一家新开的饭馆共进晚餐，离开时发现停在门前的车子不翼而飞， 因此还跟饭馆方面发生争执。双方闹到派出所，所方认为这是一起盗窃案，让车主向海幢分局报案，海幢分局立案调查，但并未获得任何线索。

　　生性谨慎的陈君临又转而在派出所配合下对齐一鸣的亲友、邻居进行了调查，查明齐由沪返粤后很少外出，也没有什么外人来访。专案组由此得出结论 ，这辆宝马R35就是黄芝君作案使用的交通工具，齐与黄芝君应该并不相识，与系列命案没有关系。至于黄芝君是怎样得到这辆摩托车的，侦查员估计有可能 是其从黑市上收购的赃物。

　　接下来的调查，就要从摩托车窃案和销赃方面着手了。亓舞牧为充实陈君临那一拨的力量，指派侦查员尹小白前往，对尹说的是“你和老陈两人共同主 持侦查”。但尹小白跟陈君临见面后，把专案组长的指示作了“篡改”，说“组长命令小白向您报到，由您调遣。您这边有什么苦活儿累活儿，尽管派给我， 小白没啥本领，但觉悟是有的，而且正在提高，干劲也不缺”。陈君临听张百行私下说过，小白同志正在争取入党，当下信以为真，哪里想到这位全组年龄最 小、平时看似最没正形的同志竟是五个侦查员中参加革命时间最早、党龄排第二的资深人物？ 　　

尹小白故意“篡改”亓舞牧的指示，用他事后的解释是“怕麻烦”。小伙子文化程度不高，最怕的是没完没了的“开会研究”。而据其感觉，资深地下 工作者陈君临可能“性格使然+经验教训”，很喜欢“开会研究”，寻思如果按照组长所说的“共同主持”，那还不老要扯了他研究事儿？所以，尹小白就玩 了这一手。

　　对于尹小白过来增援，陈君临倒是很高兴。他知道这小伙子熟悉广东的风土人情，对帮会黑道、多种行业各色人等的知晓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这个 长期在广州搞情报的秘密工作者。当下把情况跟尹小白说了说，问尹小白有什么想法。尹小白说兄弟提个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派我去这边的地下黑市转悠几 天，如果运气好的话，没准儿很快就能查摸到把赃车销给黄芝君的家伙。陈君临正有此意，立刻给尹小白调配了两个助手，陈君临则和另外四个外援便衣调查 已经从分局接过来的摩托车失窃案。 　　

尹小白擅长跟黑道打交道，他以前在香港时曾有过数次卧底经历，有过千钧一发、生死一线的体验，现在接下了跟黑市黄牛之类打交道的活儿，自是熟 门熟路。当晚回到驻地已过午夜，他一时还不想睡，便去了办公室，寻思最好老亓犯了迷糊，把那罐好茶叶留在外面。这老亓太抠门，那茶叶他也就是专案组 成立当天拿出来过一次，然后就不知藏哪儿去了。进了办公室，茶叶罐没发现，倒是见桌上放着机要员刚送来的当天的《敌情通报》。

　　这是由广州市公安局秘书处每天一期发至各部门的内部资料，上面有全市各区分局上报市局的上一天发生的政治、刑事案件和治安情况，说是“通报” ，其实是简报，有的案件简单到只有一行字。尹小白看到黄沙区分局上报的情况时，眼睛突然一亮：昨天晚上九时许（即四五小时前），该区丛桂路“祥云影 剧院”门前发生一起有五十余人卷入的流氓斗殴案，双方争夺的是一辆宝马R35两轮摩托车。

据被捕的案犯供称，该车系一辆无主车。对于这类混混儿来说，没钱花时即使是有主车也会去撬窃，何况是一辆无主车，于是就有人想把这辆摩托顺走 ，来一个无主变有主。当晚，一伙混混儿来到影剧院门前，准备实施所有权变更，不料，不知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另一伙经常在这边活动的混混儿也在动 这辆摩托的脑筋。两伙混混儿劈面相遇，最初是“据理力争”，双方都主张“发现权”。这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接下来就是谈判，按照见者有份的 规矩，双方商量一个分配比例。但这个比例谈得很不顺利，最后发展到动手。

　　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带了家伙的，匕首、铁尺、三节棍、九节鞭，据说有人还揣着自制手枪，石灰包胡椒粉之类的阴招那更是不消说了。这一架要是真打 起来，多半会出人命。幸亏公安大队战士荷枪实弹巡逻经过，见状立刻鸣枪警告，然后下手拿人，双方将近五十人连同争议物摩托车一并带进了分局。 　　

因为其中有摩托车，这则通报引起了尹小白的注意，但通报里面没写这辆摩托车的牌照号码，尹小白就用内线电话打到黄沙分局，一问，果然是齐一鸣 失窃的那辆宝马R35！尹小白立马去宿舍把陈君临唤醒，一说情况，老陈立刻就没了睡意。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先不惊动已经歇息了的亓舞牧和其他侦查员， 就他俩夤夜悄然出动，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如发现蛛丝马迹，则再视情增加警力。

　　陈、尹骑着自行车先去“祥云影剧院”，敲门唤出守夜人老王，不问别的，单问这辆摩托车在影剧院门前停多长时间了？老王的工作是负责夜晚照看， 每天都是在家吃过晚饭来上班，次日天亮下班。照规矩，上班后、电影或者演戏结束以及下班前都要在大门外面巡察一番，其余时间都在影剧院里面待着。昨 天早晨下班前老王去大门外巡察时没见到那辆摩托车，晚上上班时看到了，当时旁边已经站着几个小混混儿，老王还以为是他们骑来的呢。

　　看来这辆摩托车是白天停在影剧院门口的。那么，这期间有谁留意过摩托车的情况呢？老王说这要去问清洁工姚嫂，白天她要把影剧院打扫一次、捡拾 门前的垃圾杂物。

　　姚嫂家就住在影剧院后边的巷子里，当下侦查员便去敲门。了解下来的情况是，上午姚嫂打扫门口时并没看到那辆摩托车，午后出来捡垃圾杂物，那个 位置停的是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头，下午五点再次出来捡垃圾杂物，才发现那个位置停着一辆摩托车。

　　那么问题就来了，摩托车停在影剧院门前的时间并不长，那两伙小混混儿凭什么认为那是一辆无主车呢？两位侦查员随即去了黄沙分局，请值班领导立 刻派车把该案的承办警员接来。

　　1月13日凌晨三时许，该案承办警员、留用刑警老刘睡眼蒙眬、哈欠连天地出现在陈君临、尹小白面前。听尹小白道明来意，老刘说这个细节他在讯问时 也注意到了，据主张享有“发现权”那伙混混儿的头目许晋康说，他是在下午三点多从附近的“新新溜冰场”出来时得到报告的，报告者是家住附近的一个少 年——以许晋康在那一带的名声，绝对是小太保们心中的偶像，平时经常有这类少年向他报告各种小道消息。 　

当时那少年报称，“祥云影剧院”门前停有一辆很新的紫红摩托车，已经停了几天了，好像是无主车。许晋康以前没少干过把停在公共场所的自行车、 三轮车、摩托车顺走的活儿，当下闻之心里一动，就拐到那里去查看，果然有那么一辆摩托。许晋康有点儿迷信，平时干这种歹活儿之前总要“看天意”，遂 掏出一枚寸身不离的古钱币，默念一声“敬遵天意”，朝上一抛，钱币落地，正面向上——正合“天意”。于是他就找到两个心腹弟兄，让他们约齐一伙人， 当晚到影剧院门前会合。

　　另一伙小混混儿的头目沈小山的说法是，他的表弟在许晋康手下厮混，有时会在不经意间透露一些许晋康的情况。那天也是这样。因父母当晚去参加朋 友婚礼，表弟就到他家来吃晚饭，饭桌上说其接到许晋康的通知，晚上七点前往影剧院，要把那里的一辆无主摩托弄走，还关照去的人都要带上家伙，以防和 他人发生冲突。沈小山一听马上来劲，他最近手头正紧，寻思把这辆摩托车弄到手的话，变卖后就可以花一阵儿了。

　　主意打定，他趁着去灶间端汤时，悄悄向母亲告密，说表弟身上揣了一把铁尺，今晚要去跟人搏性命。沈母听着吓了个激灵，寻思老妹难得把外甥托付 一次，如果出了问题，那可就没法儿交代了。跟丈夫悄悄一嘀咕，就把外甥给看住了。那小子年已十六，个头儿高力气不小，对父母叛逆惯了，却不敢跟姨妈 夫妇耍横——姨夫曾经当过拳击教练。沈小山则借口去朋友家，溜出门纠集人马去了。

　　拂晓时分，尹小白、陈君临返回驻地，亓舞牧已经起床，正在院子里站桩。听他们报告了情况，没发表意见，只让两人马上休息，睡一觉起来再分析案 情。

　　尹小白年轻精力充沛，心里惦着这条线索，虽然几乎一夜未睡，躺下后也总觉得睡不踏实，不过迷糊了一个多小时，再也睡不着了，干脆起床去了亓舞 牧的办公室。专案组长明知他急着查线索，却绝口不提线索的事，关照他再去睡一会儿，养足精神，今天的工作估计会很紧张，而且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否 则怕他顶不住。尹小白心下狐疑，难道今天有什么大动作？想跟组长打听，却见亓舞牧不耐烦地冲他挥挥手。共事这些天，他已经知道了组长的脾气，尽管心 里有疑问，也只能忍着了。

十二、灭顶之灾

回过头来，再说“30小组”。那二男一女此刻的心情可以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因为专案组已经着了他们的道儿，钻进了精心设置的圈套。圈套的设计者 并非组长黄芝君，也不是昔日“军统”的编外杀手臧柳川，而是曾经的女绑匪蔡少仙！

　　别看蔡少仙是一介女流，护校出身，没有上过特工培训班，没有读过中外侦探小说，平时也从来不看报刊，连福尔摩斯是何许人都不清楚，可是，这次 她想出的主意，令朱益庆不得不刮目相看。

　　先前朱益庆主意打定，要赶在警方把侦查触角伸至“益庆西药房”前，对专案组侦查员实施“反制”，以此作为逃港投奔“保密局”驻港办事处的晋见 之礼。这个想法倒是不错，但缺乏实施条件。朱益庆左思右想，思路始终卡在“怎样察知专案组情况”这一点上。即使不是干特工的，比如像许晋康、沈小山 那样的混混儿，他们在跟对手群殴之前，也会摸一摸对手的底细，比如有多少人？头目是谁？有没有厉害的靠山？等等。而“30小组”乃是党国正牌特工组 织，在“国防部保密局”有备案的，要实施“反制计划”，那当然必须了解目标最基本的情况，比如专案组有多少人？驻地在哪里？活动规律如何？可是，“ 30小组”目前只知道华南分局社会部已派专人对系列命案进行侦查，其他一概不知，这叫他们如何制订行动方案？

　　臧柳川、蔡少仙见朱益庆愁眉苦脸，知道“反制计划”遇上关键性的难题了。夫妻俩私下嘀咕，咱三个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的蚂蚱，现在内地已是共产党 的天下，要想活命只有去海外。眼下头儿没辙，按理说咱俩不该打扰他，让他静心想解决法子。可是，谁能保证头儿肯定能够想出法子来呢？倒不如跟他说说 ，把难题端出来，不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于是，臧柳川就大着胆子向朱益庆建议，老板您有啥一时想不透的难事儿，如果不涉及党国重大机密的，是否可以跟我和少仙说说？朱益庆寻思，此刻 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那就说说吧。没想到，把面临的难题一说，真的就把死马给救活了，而且出主意的竟是蔡少仙。那么，蔡出的是个什么主意呢？ 　　

蔡少仙说，之前老板您不是开了那辆宝马R35去为老伊“送行”的吗？我估摸警察肯定已经查访到这个情况了，您显然也估料到这一点，所以把摩托车停 在后院库房里没再用过，还说等过了风声把车喷成其他颜色，再设法处理掉。我现在想，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辆车开出去，停在某个热闹的公共场所。然后， 给管段公安分局或者派出所打电话，说那里停着一辆无主摩托。估计警察正在寻访这辆车，肯定会立刻赶到现场去查看，去的人当然就是正在调查案子的专案 组便衣了。我们呢，事先在附近待着，待便衣查看过后，我们就悄悄跟着，那不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驻地了吗？知道了驻地，其他事儿就好办了。

　　朱益庆听着，茅塞顿开。茅塞顿开之后，思路也就灵活了，对蔡少仙的建议作了些修改，比如把“打电话给警方”改为“掏点儿小钱收买小太保命其去 告知当地的小混混儿头目”，待那些小混混儿把车顺走后，再向警方打电话举报。为引起他们的重视，可以报出摩托车牌照中的两三个数字——共党公安应该 已经查到这辆车的牌照号码了。 　

当然，还有细节需要考虑：抛弃摩托的地点，以戏院、影剧院最佳，因为那里是小混混儿喜欢聚合的地方；另外，最好选择一家马路对面有旅馆的戏院 ，找一间临街的房间入住，可以架起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情况；准备好自行车，臧柳川体力好，骑车跟踪的活儿就由他负责；朱益庆则去弄一辆汽车，待发现那 些便衣的驻地后，三人以汽车、自行车、路人步行等方式轮流“路过”，弄清楚专案组的人数和活动规律。

　　昨天下午，朱益庆驾着从一家修车厂租的一辆小型货运卡车，和臧柳川一起把那辆宝马R35运到“祥云影剧院”附近卸下，再由臧柳川把摩托车开到剧院 门口。剧院斜对面的旅馆里，蔡少仙已租下临街的房间，臧在这里架上望远镜观察。蔡按照预先的策划，在剧院门口转悠，顺利物色到一个小太保，以两张电 影票的代价让他向小混混儿帮伙的头目传递无主摩托车的信息。稍后，臧柳川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小混混儿头目许晋康到现场查看摩托车，便知此事已经基本搞 定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过了朱益庆的预期，一下子竟然来了两帮混混儿，正好被市局公安大队巡逻组发现，连人带车一古脑儿兜进了分局。这就更加省 事，毋须向分局打电话“反映情况”了。 　

随后，蔡少仙、臧柳川躲在旅馆房间里，进入了漫长的等待，看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却还没动静。两人正嘀咕会不会遇到粗枝大叶的警员办理小混 混儿窃车斗殴一案，没留意车牌号码时，影剧院门前来了两辆自行车，两个身穿便衣的男子下车后即叩响一侧的小门，便知必是华南分局的专案人员来了。

　　臧、蔡立刻溜出旅馆，到旁边巷子里推上事先停放在这里的两辆自行车，待两个便衣男子骑车离开，便悄然尾随，交替跟踪。虽是深更半夜，马路上依 然有少数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路人，臧柳川还遇到过两拨巡逻队——分局组织的警民联防巡逻队和市局公安大队的夜间巡逻队，因为他穿着劳动布工作服，而 且敢跟人家坦率对眼神，没有受到盘问。这一跟，从影剧院到黄沙分局，又从分局跟到专案组驻地。臧柳川让蔡少仙向朱老板报告，自己缩在附近的巷口“蹲 守观察”。

　　一小时后，穿着一身工装的朱益庆驾着那辆租来的小型卡车赶来了。朱老板在广州待过多年，当年身为“福婴堂”师爷时，因策划绑架儿童之需，曾对 全市各区主要道路进行过多次踏勘。当下脑子里一检索，便说那里原是古公馆，抗战时古氏举家赴美，之后没再回国，公馆被国府没收，现在料想已被新政权 掌控了，这个地方作为专案组的基地倒是蛮合适的。这时天色已微明，朱益庆便把汽车停在距专案组驻地大约三十米处的一家毛巾厂大门口一侧，打开引擎盖 佯装修车，藉以消磨时间，等着侦查员一会儿出门好作观察。 　　

不久，从专案组驻地出来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男子，就是专案组长亓舞牧。他是出门跑步的，这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课。而他选择的方向，正是朱益庆停 车的这一边，从车旁经过的时候，看到了正在“修车”的朱益庆。此刻朱益庆穿着一套当时卡车司机常穿的劳动布工装，头戴鸭舌帽，脸部也化过装（与专案 组掌握的照片上的相貌差别较大），相信对方认不出他来。果然，亓舞牧并没对其特别留意，只是一瞥而已，两人擦肩而过。朱益庆倒是把亓舞牧瞟在眼里， 下意识地把这副容貌记在了脑子里。

　　亓舞牧跑出百来米之后，猫在驾驶室里用袖珍望远镜一直盯着他的蔡少仙从门缝里递出一句话：“这是个头儿！”

　　朱益庆压低声音：“何以见得？”

　　蔡少仙的理由是，刚才从望远镜里看到此人跑过前面军队仓库大门时，从里面出来的像是带班模样的一个军人向他立正敬礼。朱益庆立刻警惕起来，寻 思这人这么年轻，就已经当了头目，那必定是个了得角色。都折腾一宿了，还是先回西药房吧，省得等会儿那人跑步回来看到自己还停在这里，起了疑心，那 就弄巧成拙了。

　　要说朱益庆此举已经算是很谨慎了，但他还是低估了专案组长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亓舞牧跑步经过时，尽管没有马上对朱益庆产生怀疑，却在一瞥之间 记下了汽车的车牌号。导致“30小组”灭顶之灾的导火索，就是这个细节点燃的。其实这时候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比如返回西药房后意识到和亓舞牧的片 刻对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为防万一立即逃离的话，那还来得及。可惜，朱益庆满脑子都是怎么冲专案组下手的念头，对自己的化装又太过自信，做梦也想不 到他还没想好怎么对专案组动手呢，专案组就找上门来了。 　

三人回到西药房，因为累了一个晚上，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朱益庆把臧、蔡叫到楼上，正准备继续商议下一步该怎么走，忽然听见后面院子 里传来一声似有似无的细微响动。毕竟做贼心虚，他马上吩咐臧柳川下楼去后院看看，又让蔡少仙去把店堂的大门打开，揭下贴在橱窗玻璃上的那纸“内部盘 点暂停营业半天”的告示。

　　臧柳川、蔡少仙下去半晌，却一直没上楼，朱益庆意识到情况不对头。继而，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听就不是臧、蔡两人的。朱益庆明白大 限已到，立刻从桌上的几排药瓶中抓起一个，拧开瓶盖，取出一粒药片。刚把药片放进口腔，房门已被人一脚踢开，亓舞牧一马当先，如同一头勇猛剽悍的猎 豹，疾如闪电般冲进来。瞅见朱益庆手里拿着一个药瓶，手中枪口略抬，瞄都没瞄就扣动扳机。一声枪响，朱益庆左手手腕被子弹击穿，药瓶落地，瓶中的药 片散落一地。几乎是同时，西药房老板已被扑倒，亓舞牧未持枪的左手如老虎钳一般卡住了他的下颌，稍一用力，竟把朱益庆的下巴关节卸掉了，顿时口水流 淌，那片刚刚放进口腔的药片从嘴里掉了出来。 　　亓舞牧这一套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也就不过眨眼之间，饶是如此，朱老板也已中毒昏迷，当即送医急救。

　　专案组是怎样探知“30小组”的“反制计划”的呢？这个，自有一番原由——

　　拂晓前，陈君临、尹小白返回专案组驻地。几乎一夜未睡，两人皆感疲惫。老陈说小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休息，眯一会儿也好，上午还有要紧活儿要干 呢——得去追查那个给许晋康报信的少年，他凭什么知道那是一辆无主车？而且报信后随即就消失了，这不合常理，按说他此举是为了讨好许晋康，此番立了 功，应该去讨赏才对啊？所以我分析，这小子多半是受人指使。 　　

尹小白自是点头称是，可他心里惦着案子，没睡多会儿就醒了，起身后在院子里看到正在站桩的亓舞牧，本想跟组长讨论一下案情，却被亓舞牧怼了回 去，让他赶紧再休息一会儿。无奈，尹小白又回到宿舍里躺了大半个钟头，却一丝睡意也没有了，再次起身，发现老陈也起来了——跟尹小白一样，这两个多 钟头，他净在床上翻烙饼了。 　　一起去洗漱时，尹小白注意到陈君临的眼睛里有血丝，明显是没睡好，心里不禁犯了嘀咕：老陈是专案组年龄最大的侦查员，长期在广州从事地下情报 工作，要说白区斗争经验在专案组首屈一指，像他这样的前辈，遇事应该比较淡定呀，怎么竟至于影响到睡眠了？看来，他一定是想到什么重要问题了。

　　一问，果然。老陈说今晨回宿舍躺下，正要迷糊过去，脑子里忽然一闪念——影剧院门前的这辆摩托车会不会是黄芝君一伙故意停在那里的，停车后就 让小太保向许晋康报信。这种做法，好像是“钓鱼”嘛……

　　说到这里，亓舞牧吹响了哨子，说部队伙房把早餐送来了，开饭吧。尹小白已经饥肠辘辘，正要奔饭厅，却被亓舞牧唤住，说我烟抽完了，小白你替我 跑一趟，买两盒烟来。尹小白只好点头，一边接过钞票一边说，组长您可得帮我先拿三个包子留着，否则，迟来的鸟儿就没虫吃了。

　　换作以往，尹小白肯定“健步如飞”，来去匆匆。可是，这趟去了较长时间还没见回来。张百行说老亓看来您要作好只拿到一盒烟的思想准备了。后者 点头，说这小子多半是要贪污我一盒烟钱买点心吃，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正说着，尹小白兴冲冲回来了。进门先把两盒烟交给亓舞牧，后者则把装着三个包子的搪瓷盆推给他。哪知尹小白看也没看，掏出一个小纸包放在陈君 临面前。 　　

“这是什么？”话刚出口，陈君临似是闻到了什么味道，下意识抽了抽鼻子。接着动手打开纸包，里面的东西让人大跌眼镜——竟是一堆烟蒂！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尹小白又掏出一个捏成团的烟盒：“这是在出门左转马路对面十七八米处的那条小巷口捡得的，分布范围大约两平方米吧。”

　　陈君临反应奇快：“你是说‘钓鱼’？”

　　亓舞牧也反应过来了。今晨尹小白、陈君临从外面回来，他已经听他们汇报过去“祥云影剧院”和黄沙分局调查那辆宝马R35摩托的大致情况，当时就想 到了几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对手可能在玩弄“钓鱼”伎俩，至于“钓”到了“鱼”想干什么，还没来得及往下细想。现在，看了尹小白在马路对面捡得的那 些烟蒂，意识到对手昨晚肯定是在专案组驻地外面守候了半夜。亓舞牧冲尹小白点点头：“你刚才出去那么半天，就是为了这个？”

　　尹小白说：“刚才组长您吹哨子开饭时，我正听老陈说到这个问题，原本就想出去转悠一圈的。您一吹哨子，我就不敢擅自行动了，令行禁止，组长您 又是以军法治组，挨批评倒还没啥，拳脚伺候小白这身子骨可是无福消受……”说到这里，看看亓舞牧的脸色，担心他手中的筷子要飞过来了，赶紧回到正题 ，“所以我就多花了点儿时间，在周边巷子转了转，发现了这些烟蒂和一个‘三炮台’烟盒，这是香港货，不便宜。”

　　对于专案组诸侦查员来说，烟盒和烟蒂的意义自是一目了然。张百行提议立刻全体出动前往现场进行勘查，看是否还能发现其他痕迹。亓舞牧看看尹小 白：“你刚才已经到外面转了一圈，最有发言权，你觉得是否有再次勘查现场的必要？”

　　尹小白沉吟片刻：“那我认为暂时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于这个回答，其他三位侦查员陈君临、麦善谋、张百行都感到不解，更让他们诧异的是，亓舞牧竟然同意尹小白的意见。那么，专案组长的用意何在 呢？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亓舞牧身上，等着他解释。亓舞牧却不慌不忙地放下筷子：“大家都吃完了吧？吃完了回办公室待命，善谋，你留一下。”

　　原来，亓舞牧突然想起了晨跑途经毛巾厂大门口时看见朱益庆在“修车”的一幕。其实，当时他并未产生任何怀疑，如果没有尹小白捡回的烟蒂烟盒， 专案组长的思维也不会往那一幕上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儿不放心了。他把麦善谋留下，简单说了说自己的想法，让他去一趟毛巾厂，向门房了解一 下该车的一应情况。

　　麦善谋很快就回来了。据门房说，这辆卡车并非毛巾厂的，好像天没亮就已停在门前了，也不知是哪里开来的。大约在五点四十分左右，门房照例前往 厂区里的职工集体宿舍打早铃回来，那辆卡车已经开走了。汇报完上述情况，麦善谋有些遗憾地说：“这辆车多半有问题，可惜，门房没有留意过车牌号，我 们要不要立刻走访附近的居民？”

　　亓舞牧摇头说不用，当即从工作手册上撕下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一组阿拉伯数字递给麦善谋：“马上给市局交警大队打电话，请他们查一下这 个号码，我们这边立等结果。”

　　麦善谋不禁对这个年龄相差无几的上司暗自钦佩，不过就是匆匆一瞥，而且根本没怀疑对方，却下意识地记下了那辆卡车的车牌号。

　　交警大队报来结果，该车车主系“永旺私立货车出租行”，应是该行出租的营运货车。侦查员前往车行所在地管段派出所跟“永旺”的老板马盼阳见面 ，于是，租车人朱益庆的年龄、外貌、经营西药房等信息均被专案组所掌握。侦查员把黄芝君的照片给马老板过目，后者马上确认：这就是租车人朱老板！

　　接下来，就是向管段派出所和区工商管理所、西药业公会了解“益庆西药房”及其老板朱益庆的情况，得知西药房在上月辞退了原先的两名店员，另雇 了一男一女两个新店员，名字分别是臧柳川、蔡少仙。根据两人留在工商所档案里的肖像照，侦查员确认他们即是系列命案的两名男女凶手，那个女凶手还有 另一重身份——前绑架儿童犯罪团伙“福婴堂”的“保姆”。 　　

派出所方面还告知侦查员，经向附近居民了解，目前该药房只有这三人，账房先生董某于一周前回增城老家探亲去了。出于谨慎，专案组急电增城警方 对董某实施秘密监控。

　　随即，侦查员麦善谋、张百行率外援便衣对“益庆西药房”进行监视。亓舞牧和陈君临、尹小白则对如何采取行动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必须抓活口，可 三案犯一定持有武器，而且该药房还养着一只日本狼狗，如何在进入现场的时候不被发现呢？

　　西药房面街背巷，前后四进，从街面店门往里的第一、二、三进是房屋，第四进是院子，那条凶猛的狼犬就养在后院里。从前门突入变数太多（不知道 案犯藏在哪一进），专案组的抓捕方案是只在前门封堵，抓捕人员从后院爬墙进入，因此，必须在不发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先把狼狗放倒。这个环节让侦查员 有点儿犯愁—— 　

　第一绝对不能开枪射击；第二是没法儿用毒药对付，这畜牲不是土狗，而是鬼子的军犬出身，接受过严格训练，不可能吃外人投放的食物；第三也不适 合使用麻醉枪。亓舞牧跟永汉公园（广州动物园前身，稍后改称人民公园，现为广州儿童公园）的兽医通过电话，得知动物园使用的麻醉枪，系以苗族猎户的 “吹管”改制，由一根约两米长的金属管和一根针头组成，使用时在针头里注入麻醉药，通过吹管发射麻醉针。这种发射方式不太牢靠，受风向或动物的移动 影响容易导致偏差，难能一枪中的，而且即使击中目标，麻药也不是马上起作用，怎么也要一两分钟的工夫。因此，日本军犬挨了一针，不可能一点儿反应没 有，只要一叫唤，那就前功尽弃了。

　　那该怎么办呢？尹小白说：“那就只有劳烦组长和小白一起出手了。”

　　亓舞牧闻言一怔，随即想起这小子是叫花子出身，料想必有对付狗的法子。亓舞牧掏出几年前执行使命时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缴获的高级打火机，往尹 小白面前一拍：“献出妙计，这就是奖品！” 　　

尹小白对这个打火机觊觎已久，当下老实不客气地揣到怀里：“组长您是练家子，出手如电那是一定的；小白呢，虽然没拜过师学过武术，但自小在江 湖上混，自信反应敏捷手脚麻利。咱俩合作，一定马到成功。”

　　“只要成功，别说一个打火机了，我还要为你请功！”

　　当天中午，抓捕行动成功实施。尹小白的叫花子路数果然有效，亓舞牧配合得更好。朱益庆觉察到的那声轻微响动，就是亓舞牧的匕首切断狼狗气管时 那畜牲发出的呜咽，尹小白则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疾如闪电般捂住了狗嘴，所以声音细微而短促。尽管被朱益庆听到了，但没有引起他足够的警觉，加之专案 组五名成员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手，受命下楼查看的臧柳川来不及反抗就被制服，蔡少仙更是不在话下。待到朱益庆意识到大难临头想要服毒自尽，已经慢 了一拍。

　　于是，“30小组”就迎来了灭顶之灾。

十三、真相大白？

亓舞牧施展手段，弄出了朱益庆嘴里未及吞咽的药片，顺手从书桌上拿了张纸，从地板上抄起药片凑到鼻子下闻了闻，还好，不是氰化物，那就不至于 马上送命。尽管如此，朱益庆也已失去知觉，呼吸、脉搏微弱，亓舞牧暗忖，看来这就是导致陈明贵、黄瘦竹丧生的那种抑制心脏搏动的毒药了。因为不了解 毒药的具体成分，他不敢对其实施掐人中、人工呼吸等急救手段，下令立刻送医，指定尹小白、张百行两人带两名外援便衣一路随行，必须贴身昼夜监护。说 着，他让尹小白、张百行把朱益庆扶起来，动手将其被卸脱关节的下巴复位。

　　目送尹小白、张百行把朱益庆抬下楼去，专案组长凑近麦善谋悄言数语，后者点头离去。他要麦善谋去干什么呢？且容稍后交代。

　　接着就是对西药房进行搜查。这一搜，不但搜出了用于枪杀刑侦专家洪秋笙的那支柯尔特手枪，还发现了朱老板新近通过黑道购进的武器弹药，以及用 于谋杀郑应富、黄瘦竹的毒药（一盒共六瓶）。此外，还搜出了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和显影剂。

　　这个发现颠覆了专案组之前的认知。如此看来，这伙案犯不简单，这一系列谋杀不仅仅是“福婴堂”余孽对五名刑警的复仇之举，而是有政治背景！

　　随即对臧柳川、蔡少仙分别讯问，两人很快就交代了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30小组”以及接受组长朱益庆的指令，杀害五名广州市公安局警员的罪 行，其中臧柳川杀害了郭振堂、郑应富和洪秋笙，蔡少仙则对黄瘦竹、陈明贵下毒，毒杀陈明贵时，其夫臧柳川在场打掩护。至于制造五警员系列命案的动机 ，这对夫妻特务都说不清楚（当初洪秋笙曾向日伪警察局提出过保密的要求，蔡并不知道这五名警员都是侦办“福婴堂”一案的刑警），只说是根据组长朱益 庆的命令行事，如果不照办，后果不说也预料得到——夫妻俩一个是“军统”编外人员，参与过杀害中共地下党的行动，一个系“福婴堂”绑匪团伙成员，只 要往公安局寄一封检举信，这二人就得掉脑袋。 　　

至于“30小组”的上级是谁、通过何种方式跟组长朱益庆联系，这对夫妻特务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益庆西药房”藏有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 ，也不知用于杀害黄瘦竹、陈明贵的毒药的来源——朱老板对他们说是他自己配制的。

　　这样，要想查清这个特务组织的一应情况，就只有讯问朱益庆了。可是，朱益庆被送往医院急救，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当时他已把毒药放入口中， 还是有少量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导致心脏搏动减缓，形成大脑缺氧，神志尚未恢复。其手腕的枪伤也受到细菌感染，当天傍晚就开始发烧，到次日早上，高烧 越来越严重。专案组跟广州市卫生局联系，要求从全市其他医院抽调资深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会诊的结论是，高烧的原因可能是伤口感染，也不排除是毒药的 副作用，会诊时还发现患者肺部出现可疑阴影。

　　那么，应该如何对付呢？专家们意见不一，甚至产生了争论。亓舞牧不得不提醒那些专家，眼下最迫切的事情是让朱益庆恢复神志，获得其口供，专家 们这才搞明白，原来这是政治任务，而不是学术讨论会。那就简单了，要恢复神志，首先要退烧，要退烧，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注射盘尼西林抗菌消炎，同 时佐以一两味名贵中药。

　　当时国内还不具备生产盘尼西林的条件，用的都是舶来品。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搞经济封锁，进口渠道非常有限。好在广州离香港近，是海外走私此类 药品的一个最大的入口，当时广州的医院搞到盘尼西林的渠道比内地的医院要多一些。哪知跟院方一说，院方说盘尼西林昨天刚巧用光，正在想办法。时间紧 迫，亓舞牧也不劳医院想办法了，驾车直奔海关，竟然一下子搞到了整整两箱。 　　

朱益庆在治疗的时候，“益庆西药房”的账房先生董某被专案组派车从增城带到了广州。董某是不是“30小组”成员，专案组不清楚，臧柳川、蔡少仙 的供词中均未牵涉到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但是，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对其进行审查的，所以专案组长下令将其拘捕后押解回广州。此刻朱益庆的状况还不能 接受讯问，正好先提审董某。

　　接触下来，老先生一问三不知，而且，侦查员发现这小老头儿不但高度近视，听力也有障碍，旁人跟他说话得挨着他吼才行。这样的角色，似乎不是做 特工的料。不过，还是需要进行一下鉴定。于是派人连夜将其送往医院，请五官科大夫检查。一番折腾后，鉴定结论出来了：听力障碍严重，已达到伤残程度 （当时尚未颁布标准）。

　　这时已是1月14日凌晨一点多，在医院看押朱益庆的侦查员陈君临、尹小白打来电话，向亓舞牧报告说朱益庆已经退烧，医生认为可以讯问，但要求不能 让他情绪激动。

　　朱益庆是系列命案的主犯，“30小组”的头目，专案组长自然要亲自提审。亓舞牧和麦善谋赶到医院病区，尹小白、张百行汇报了情况，又去跟院长作 了沟通，要求作好抢救准备，以防讯问过程中人犯出现问题。

　　一切就绪，亓舞牧、麦善谋进了病房，往病床前一坐。朱益庆原本是闭着眼睛的，听到动静，知道有人来了，睁眼看了看面前的二位，竟微微一笑，对 亓舞牧说：“我们见过面。”

　　亓舞牧寻思这主儿能主动开口，那是好兆头，一是表明不会零口供，二是既然他能一眼认出自己（抓捕时亓舞牧第一个冲进屋，开枪击伤了他的手臂， 还扭脱了他的下巴），说明此刻脑子没受到高烧或者药物的影响，思维清晰。专案组长也冲对方笑笑：“朱老板，我可是救了你一命啊，要不然你已经被毒死 了！” 　　

哪知，朱益庆所谓的“见过面”，指的却不是抓捕的时候，而是大清早在“大富毛巾厂”门口修车时看见亓舞牧在跑步。亓舞牧点点头：“朱老板的观 察力让人佩服，真是干特工的料啊！好吧，咱们言归正传，我们跟你见面，是因为有些问题要问个清楚。知道朱老板连伤带病不太好受，我们呢，不瞒你说， 为这案子忙了将近一个月了，也累得人仰马翻。尽快把这事了结，我们大家都能好好休息，朱老板你看如何？”

　　讯问方案事先已经制订，考虑到朱益庆的特殊情况，必须尽量精炼简洁。即便如此，双方一问一答下来，也花了一个多小时。朱益庆交代的内容跟臧柳 川、蔡少仙的交代基本吻合，暗杀五名警员系“保密局”的指令。唯有杀害老伊是例外，那是出于自保的目的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至于“反制计划”，则是 为日后逃港所做的铺垫。那么，“30小组”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上司的指示以及经费、器材的？

　　朱益庆说：“上司下达指令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密函，密函有时通过邮局以平信方式邮寄，有时是派人送到西药房，但不见面，而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经 费、器材是派人送上门的，送货的人我不认识，也不说话，把箱子放下就走。”

　　亓舞牧问：“你所说的这个上司，是怎样一个角色？”

　　“这个，很抱歉，我无法告诉您，对此我跟您一样一无所知。”

　　亓舞牧当然也要了解一下西药房账房先生董某是不是“30小组”成员，朱益庆予以否定。稍后，董某被取保候审。

　　1月18日，专案组开会对“30小组”特务的口供进行了分析。这个会议开得有点儿长，从上午八点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最终结论是：该案疑点不少，需 要继续调查。 　　

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尹小白，麦善谋马上表示支持。他俩的理由是，根据朱益庆的口供，“30小组”执行的是那个神秘上司下达的指令。但特务上司 的指令中所包含的那些保证“30小组”能够顺利完成使命的条件，也即情报是从哪里获得的呢？五个警员遇害的时间和地点都扣得非常精准——交警郭振堂 在轮休日去其所供职的交警队写标语，被副队长老王临时抓差，请他去顶替因交通事故意外受伤的值班交警；刑警陈明贵出警处置一起入室抢劫案，忙到午夜 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在其住所附近的夜宵店遭凶手毒杀；刑警郑应富与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在人群中遇刺身亡；总务警员黄瘦竹去医院看病时着 了道儿；而刑侦专家洪秋笙一直是受保护对象，前往沙面分局协助破案顺便指导业务，其在分局的工作、休息场所都严格保密，但还是没逃过对面楼里的冷枪 。

　　五名被害人分别属于市局和三个分局，警种岗位不同，遇害当天有上班的有休息的，上班的工作地点不同，休息的活动路线不一，“30小组”却均能接 到上司的密函或者电话，提前告知受害人的具体位置，使凶手能够提前进入现场，这等精准的情报是怎么收集到的？看来这个环节后面另有隐情。

　　这个观点获得了所有侦查员的赞同，专案组长立刻作出安排，再次提审三案犯和西药房账房董某，盯着杀害五名警员的情报来源查问，寻找那个神秘上 司的蛛丝马迹。 　　

说干就干，除亓舞牧留守驻地，其余四名侦查员随即各带一拨外援便衣，对上述四人分头进行讯问。臧柳川、蔡少仙还是一口咬定，他们是按照朱益庆 亲口下达的指令行动的，至于朱益庆是怎么获得被害人信息的，他们不知道，也不敢问；朱益庆则坚称五次都是接到上司的来电；张百行跟账房先生董某进行 了一番吼叫式的沟通后，得知在相应的五个时段——即暗杀行动开始前一两个小时，老先生至少有三次看到朱老板接听了电话，都是放下电话就打开账房间的 小窗，探头把臧柳川、蔡少仙从店堂里唤进来，并不说话，而是用铅笔在纸上划拉，似是以书面方式向他们交代什么事儿。老先生还纳闷儿，自己耳朵不好使 ，不想让自己听见的话，只要说话声音小些就行了，用得着这样吗？如此，他就留下了印象。

　　综上，亓舞牧认为朱、臧、蔡三犯的交代是基本可信的。当时的电话通信设备，无法追查来电号码，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四名侦查员返回驻地后，当晚十点，亓舞牧吹响了哨子——不是就寝哨，而是集合哨，说大家还得辛苦一会儿，咱们开个案情分析会，研究下一步该怎 么找到“30小组”的那个神秘上司。我先说说我的想法，敌人并非傻瓜，他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肯定会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旦有人被捕，其他特务如何保 全？我相信，敌人对此有一整套方案。我们对朱益庆等犯的再次提审劳而无功，说明敌人的这套方案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再完善的计划也会有漏洞，况且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离那个神秘上司仅仅一步之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从胜利走向胜利，把那个家伙挖出来。“55小组”逢战必胜，同志们 有没有这个信心？ 　　

一干侦查员的情绪都被鼓动起来。尹小白说：“老亓同志真是文武双全，抓捕行动冲锋在前，搞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水平！如果我们这个专案组在完成这 次侦查使命后不解散，仍然存在下去，那您肯定既是组长又是指导员了。”

　　尹小白这话还真说着了，此次使命圆满完成后，华南分局果然决定把专案组保留下来，升格为“华南特案组”，承担华南分局辖区范围内各地发生的重 大政治、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亓舞牧恰恰被任命为组长兼指导员。此为后话，按下不提。

　　经过大半夜的分析讨论，专案组确定了以下侦查思路—— 　

第一，对交警郭振堂行踪信息的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据之前向郭的家属了解情况时得知，郭在轮休当日，本无打算去其供职的交警队写宣传标语，是在 跟妻子去逛街时，发现百货公司门前摆出的宣传卫生的黑板报效果不错，由此受到启发，认为可以制作些彩色的标语贴在岗亭及路口的电线杆上，提醒行人注 意遵守交通规则，于是自己掏钱买了彩色纸张，前往交警队制作。

　　上述行为系临时起意，不可能事先被人察知。而交警小彭因交通事故骨折，王副队长请郭临时顶岗，更是出于偶然。可是，“30小组”的那个上司为什 么能了解得这样清楚，还向朱益庆详细交代任务细节？由此推测，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大东分局交警队有敌特内线，受命留意郭振堂的行踪并随时报告；

二是敌方将郭定为暗杀目标后，派人对郭进行跟踪，从郭家门口一直跟踪到百货公司，又从百货公司跟踪到分局交警队，稍后，郭前往事故现场顶班，也在敌 方的监视之下。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可能性进行调查。 　　

第二，对刑警陈明贵、郑应富的行踪信息泄露情况进行调查。陈在被害当天傍晚随同同事出警，勘查了一起入室抢劫案的现场，走访群众若干，后与同 事一起返回蒙圣分局，又接着参加了案情分析会，一直忙到午夜前才下班回家，在其住所附近的小店吃夜宵时遭凶手下毒身亡；郑应富当天轮休，白天在家待 着没有出门，晚上去看电影，将近九点散场时遇害。

　　根据“30小组”三个特务的交代，当天下午一时许，朱益庆接到上司电话，告知郑应富今天在家休息，让他指派臧柳川前往其住所附近蹲守，只要郑出 门，即予跟踪，伺机下手。臧柳川受命前往郑家附近，一直等到傍晚六点四十分仍不见动静，正打算放弃，忽见其一家三口出门了，遂跟踪至电影院。在售票 窗口排队买票时，臧跟郑只隔开一人，因此他们的座位号也挨得很近。电影散场，臧尾随郑家三口退场，借着人群拥挤对目标下了手。臧趁乱离开现场，招了 一辆出租车返回西药房。朱益庆得知他顺利完成任务，夸奖了几句，又命他前往协助蔡少仙毒杀陈明贵。

朱益庆交代，陈当日加班可能回家较晚的消息是上司来电告知的，上司对其的指示是：目标夜间下班后经常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夜宵，故蔡少仙应在该 店附近蹲守。臧柳川执行“诛郑”使命，不管成功与否，返回后应立即前往协助其妻。如陈吃夜宵，则掩护其妻伺机下毒；如陈不吃夜宵直接回家，即由臧在 其进入住所前用匕首将其杀死。上司强调，行动方式只能是这两种，绝对不能动用手枪。

　　专案组分析认为，“30小组”的上司在策划系列命案时，已经考虑到受重点保护的刑侦专家洪秋笙难以接近，只有使用手枪暗杀。为防我方被“提醒” ，所以规定对其他四目标的行动不能动枪。那么，郑、陈两人的信息，尤其是陈明贵出现场的情况，敌特上司是如何了解到的？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 　　

第三，对行政警员黄瘦竹行踪信息泄露情况进行调查，重点是敌特如何知道黄去医院看病了。专案组最初侦查时了解到，广州市公安系统的警员，不论 留用警、南下干警还是解放后招收的新警，一律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每人发给一张贴有本人肖像照的公费医疗证，凭证可以去全市任何一家公办医院就诊（后 来规定非特殊病情只能去指定医院就诊，特殊病情则由指定就诊医院出具转院单后，方可去其他医院就诊）。因此，黄去中央医院就诊是不必惊动市局相关业 务部门的，只要跟办公室的同事打声招呼就行了，以备如果领导有急事找他时可以知道去处。

当天，黄就是这样做的。办公室一共有三个同事，但那天上班的只有一个女同事金灿玉。侦查员对金的情况作过调查，她出身豪门，其父早年追随孙中 山，上过清廷通缉榜，辛亥革命后拒绝封官，热衷实业，追求民主，系广州着名开明绅士。金本人系大学财政专业毕业，在校时就是地下团员，毕业后留校工 作。广州解放后，被军管会点名调入市局从事财务工作，组织上已将其列入发展党员的名单。因此，专案组就把金泄露黄外出就诊信息的嫌疑直接排除了。现 在看来，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查。另外，还应对当天该时段市局门卫室的当班警员进行调查。 　　

第四，对刑侦专家洪秋笙行踪信息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洪在遇刺两天前，沙面区发生涉外刑案，外籍苦主对警方的解释有疑问，点名要求洪出面，洪是 从其一直隐居的市局某密点前往沙面分局的。完成使命后，分局挽留其多待一两天，对刑警进行技术辅导。分局方面对其安全予以特别关注，没想到次日就挨 了黑枪。敌特方是如何获悉洪去沙面分局的情况，以及他是被安排在哪个房间临时住宿的？案发伊始，专案组曾对此进行过调查，接触了分局上下所有知道洪 临时住处的人员，无甚发现。这次，须对此进行复查。

　　第五，朱益庆供称，他是在接到上司的密函后，方才知道专案组已经把侦查触角伸至当年的“福婴堂”一案的，于是自作主张制订了“反制计划”。那 么，他的上司是通过什么途径获知专案组去市局调阅日伪警局卷宗的呢？知晓此事的市局警员只有寥寥数名，难道是他们泄露了机密？

　　第六，在之前的调查中，曾有过对五名被害警员的个人历史情况进行调查的想法，去市局查阅档案，就是抱着这个目的，也正是因为此举，才破获 了“30小组”。不过，在专案组查阅的档案中，除意外发现五人均系当年日伪警局调查“福婴堂”一案的刑警外，并无其他线索。当时专案组仅以为系列命 案系“福婴堂”余孽对五名刑警的报复，直到将“30小组”三名成员全部抓获，才意识到这竟是一起敌特案件。如此，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敌特为何要对这 五名警员下手？

　　专案组分析，敌特策划并实施杀害这五名警员，应是出于一种迫切需要，这种需要肯定和现实形势有关。通常说来，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本身的 存在直接影响到“保密局”在广州的活动，而且这种影响非常严重，无法动用其他手段消除，只好以消灭肉体的方式达到一了百了的目的；二是他们本身的存 在并未直接影响到“保密局”目前的行动，但敌特方为解决其他迫切而重要的难题，把对他们的暗杀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 上述两种可能的综合。 　　

广州解放不过两个多月，截至系列命案发生时，“保密局”在广州解放前夕部署的潜伏特务组织已被我方破获多个，另有为数众多的“散兵游勇”（其 中不乏“保密局”将校级别的特务）落网。这种大规模的精准、有效的打击，对于侥幸漏网尚未归案的潜伏特务，会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力，严重影响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对于已被敌特方盯准准备发展为特务的那些对象，在心理上无疑是一种极为沉重的压力，会使这部分人推诿、反悔，甚至向公安机关检举揭 发。因此，“保密局”必须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要以血淋淋的事实作为对我方的“回应”，向那些可能已经产生动摇念头的潜伏特务展示“党国的态度”。

　　五名警员在三天内皆被暗杀，而且使用的是匕首、毒药、手枪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寻常市民很难看出其中的联系，但那些潜伏特务肯定知道这属于“特 工手段”，在制订这项血腥计划的“保密局”专家想来，这就会对广州乃至整个儿广东的“地下同志”起到预期的作用。

　　专案组侦查员之前都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分析到这一步，大家几乎同时想到一个问题——看来被害人另有隐秘身份，或者曾有过检举敌特的行为。当 然，这是只可意会，不宜言传的，议到这一步，大家都自觉停住话头，目光转向专案组长。亓舞牧当即拍板：这是一条重要线索，马上开始调查！

十四、“蝙蝠”落网

1950年1月19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加上十八名外援便衣，同时对上述六个方面展开调查。

　　这一查，整整两天。到1月20日傍晚汇总，对五名警员遇害那天活动情况的信息是如何泄露的调查未能获得线索，倒是由专案组长亓舞牧单枪匹马调查的 那一路有收获。这路调查，即向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了解被害五名警员中是否有我方特情人员，或者虽然不是特情，但曾经起到过特情的作用。

之所以单枪匹马进行这项调查，并非亓舞牧想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人手短缺之故，而是纪律规定。向市委社会部外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的， 需要华南分局社会部分管领导亲自跟对方联系，亲笔签发外调专函。尽管被调查人员已经死亡，但调查内容涉及机密，只能专案组长一人前往。而且，这种调 查不能记录，只能凭专案组长的脑子记。

　　对于广州市委社会部来说，这样的外调折腾颇大。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这五名遇害警员跟社会部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关系（并非党组织， 而是指业务），由专管领导单人负责（单人并不一定是一人，也可能是具有专管职权的数名领导分别负责，但互不知晓），使用的都是化名，与化名对应的真 名就记在专管领导的脑子里，没有书面档案；

二是工作关系，那就由具体跟对方联系的“上线”单人掌握，以信函、电话或者直接约见的方式进行联络。这种 工作也没有书面记录，全凭“上线”的脑子记忆。“上线”跟相应专管领导有联系，但只是汇报其“下家”所提供的情报内容，使用的都是代号或者化名。

　　专案组要调查的这五名遇害警员，属于三个专管领导、五个“上线”负责。所以，亓舞牧去外调，得跟那五个“上线”分别面谈。这样，广州市委社会 部那边就得预先安排好这五个“上线”的接待时间。人家的工作繁忙程度不亚于专案组长，料想这番安排必是费了一番工夫。

　　或许有读者不解，通常不是说初解放时的社会部就是公安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被暗杀的五名警员是广州公安系统的，社会部难道不知道？如果知道 ，他们为何不作出反应呢？

　　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说明，确切地说，当时的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跟广州市公安局政保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政保处的人当然每天也看《敌情通报》， 五警员系列命案是连续上了三天《敌情通报》的，他们当然知道。所谓“他们”，自然包括上面所说的“上线”，其震惊程度可想而知。但情报工作自有其特 殊性，情报部门也自有其特殊的规矩，这些规矩并非明文规定，而是行业中心照不宣的，说是潜规则也可以。正是这些潜规则，保证了情报部门的工作得以顺 利进行。

　　在这件事上，“上线”们的想法是，既然上上下下都知道发生了这等大案，那就等专管领导发话了。被害五警员共有三位专管领导，当然，他们互相之 间都不知道这一点。这三位专管领导当然不可能再“等领导发话”，而是马上向社会部主要领导汇报。社会部领导还没考虑好应该由政保处直接出面侦查，还 是先让刑侦部门调查起来，华南分局社会部已经决定组建“55小组”负责该案。如此，社会部就只能袖手旁观，如需配合，上级自会下达指令。 　　

“只听不说”，这是秘密工作的规矩。现在华南分局的专案组找上门来了解情况，那就必须积极配合了。亓舞牧的调查所获大致情况如下——

　　遇害五警员中，黄瘦竹系中共地下党员，其组织关系在解放前属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遇害前三天刚转到广州市委社会部。黄在广州有帮会关系，抗战 中期，“军统”地下人员和中共地下党都请其利用帮会关系收集日伪情报，不过，黄为“军统”提供情报是有偿服务，对中共不但无偿，有时还要倒贴。抗战 胜利后，黄因帮助过“军统”，得以晋升为高级警务督察官，拥有较大的权力，其督察意见可以影响到人事任免，自然是各级警官争相巴结的对象。稍后，黄 被中共吸收为党员，组织上指示其利用工作便利收集敌方情报、帮助我地下人员打入警察局。广州解放前夕，黄收集了大量潜伏敌特的情报，广州解放后，根 据黄提供的情报，我方破获了多个“保密局”潜伏组织，抓捕特务六十七人。

　　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三人早在1940年就已被“军统”广州站发展为特务。抗战胜利后，“军统”搞“裁员”，三人自此与“军统”脱离。但是，他 们在“军统”期间结识的一些特务仍旧跟他们保持着关系，经常找他们办事，其中很多是特务一行里的“公事”。到了1948年春，已由“军统”改组的“保 密局”由于局势“恶化”，经费大增，“保密局”广州站就开始给他们发津贴，作为他们帮忙办事的酬劳。

　　转眼进入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保密局”开始部署在广州的潜伏特务组织。“保密局”的特工专家根据已经“沦陷”的大中城市中共接管警察局 后所采取的政策判断，像郭、陈、郑这样业务突出、一贯低调（三人都未加入国民党、平时向无欺凌百姓行为）的刑警，肯定会被共党政权留用。尽管“留用 不重用”，但是，作为警察，还是可以利用其身份为党国效力的。此时他们并非“保密局”正式特务（在“军统”时期他们就已经退出），所以要求三人立刻 办理加入“保密局”的手续。 　　

“保密局”方面没有想到的是，早在他们打这三个刑警的主意之前，中共地下党已经开始跟郭、陈、郑接触了。几次谈话后，这三位不无震惊地意识到 ，自己以前曾参加“军统”、如今又为“保密局”效力的情况人家竟都掌握，一旦中共掌握政权，他们恐怕没好果子吃。中共地下党方面的代表反复给他们讲 明形势，动员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三人都表示愿意戴罪立功，投奔革命阵营。于是，郭、陈、郑都成为中共情报组织的特情。

　　广州解放前夕，郭、陈、郑分别接到中共“上线”的指令，要求他们设法收集相关情报。三人表现积极，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广州解 放后，他们不但秘密检举潜伏特务，还利用自己从事刑警工作多年的经验，通过跟踪可疑人员，发现了两处敌特潜伏点、三处敌特藏匿特工物资的库房。

　　刑侦专家洪秋笙跟中共方面的特情关系建立于1948年12月。其时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国民政府已决定从南京迁往广州。洪秋笙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获知 了这个重要机密，他为人一向正派耿直，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反感透顶。在获得上述消息后的次日，他就化装拜访了中共广州市委一位负责情报的“唐老 板”——天知道他是怎么知晓“唐老板”的真实身份的。此举实际上是洪专家向中共递交的一份表白书，表明他并非中共的敌人，也不是贪图金钱地位之辈， 否则只要他打一个电话，“唐老板”就会被捕。自此，他就成为我方的特情。 　　

洪秋笙接受的使命，含金量不是一般的高，组织上要求他利用其社会关系和工作便利，秘密收集国民党情报机关向已解放的区域安插潜伏特务的情况。 这种情报是直接由洪秋笙根据密电码翻译后交给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的，我方收到情报，即拍发北平中央社会部。因此，可以说洪秋笙同时也是中央直接掌握 的特情。

　　这些情况摆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众侦查员一致认为，系列案件确系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策划的暗杀行动无疑，而“30小组”的上司，也即主持 该项暗杀行动的潜伏特务级别不低，从其指挥“30小组”的手法来看，应该是个老牌特工。那么，怎么才能揪出这个老牌特工呢？大家议来议去，一时没有 头绪。

　　这时，最年轻的侦查员尹小白开腔了：“报告组长，小白有话要讲。”

　　亓舞牧白他一眼：“研究案情时最欢迎的就是积极发言，我从来没定过发言之前先喊报告的规矩。既然你整出这么个开场白，那发言内容应该有亮点吧 ？”

　　尹小白的发言果然亮得晃眼：“其实呢，这老狐狸跟朱益庆联系时采用的什么暗语密函之类的路数，兄弟我在香港活动时经常使用，甚至有一次当着一 个鬼子中佐的面用暗语打电话，那鬼子据说是中国通，连粤语都会说，可愣是没发现我在传递情报……” 　

眼看着尹小白越扯越远，亓舞牧咳嗽一声，脸色又沉下来了，尹小白赶紧言归正传：“话说小白多年接触暗语、密函，发现这玩意儿有一个特点。先说 打电话吧，凡是使用暗语的电话，时间都很短，一分钟就该挂断了，就像发电报一样；用这种方式交代一些简单命令是可以的，可是据朱老板说，他那位上司 至少三次通过电话告知他具体行动方案，甚至详细到作案的细节。这么复杂的行凶计划，用三言两语的暗语交代清楚可不容易。再说使用密写药水，密写药水 可以写长信，用来交代刚才说的那种具体行动指令最合适不过。

可朱老板说他收到的几次密函指令都是广告，我觉得这厮没准儿是在蒙咱们呢！广告招贴就是 信纸那么大一张，有的还只有一半大小，凡是发这种小广告的主儿，都是生意做得不大、舍不得花钱的小老板，广告上文字、商品图画尽量印得满天满地，能 留多少空白给那老狐狸用密写药水写信？一般的指令、通知什么的，这点儿空白是够写了，可那么一套连续暗杀五人的计划，广告纸的那点儿空白能容得下吗 ？所以我想，要么朱老板隐瞒了他曾收到过一封比较长的密函的事实，要么他就跟那个上司见过面详谈过作案计划！” 　

尹小白一口气说完，亓舞牧一掌击在桌上，震得玻璃杯都跳了起来：“说得好！看来要给小白记一功了！” 　

　众侦查员也频频点头，的确如尹小白所说，敌特上司不可能用暗语向朱益庆交代这么大且复杂的一桩行动方案，否则那就不是暗语，而应是密电码了。 看来，朱益庆隐瞒了关于其上司的重要情况，专案组决定再次提审朱老板。

　　接下来就是研究讯问方案。像朱益庆这样的老江湖+花岗岩，骗不了也吓不倒。之前讯问他时，一开始侦查员想祭出“政策攻心”的法宝，但还没开口就 被朱益庆怼回来了。他说他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不过，他的罪行太严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跟他没有关系，若想求生路，要么做梦，要么越狱——但这都 不可能，所以等着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朱益庆隐瞒上司线索之举应该是故意的。

那么，此举目的何在？他一个必死无疑的囚犯，还图什么呢？侦查员分析下来，那就只剩下保全家属这个念头了。人民政府不搞株连这一套，再罪大恶 极的死囚，也不会动其家属，而且有“给出路”的政策，让家属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但“保密局”就不一样了，朱益庆大概是担心一旦彻底坦白，“保密局” 会对其家属采取措施，制造一个灭门血案对其他“变节分子”杀鸡儆猴不是没有可能。

　　议到这里，亓舞牧说：“看来要作好朱老板提出交易条件的准备了。当然，这事得请示上级批准方可实施。如果上级准许，我们干脆在他还没有提出条 件时，主动向其宣传我党的政策，再跟市局联系一下，选择几个案例给他介绍介绍，让他吃定心丸。大伙儿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必须有备才能无患嘛。”

麦善谋说了他的想法。前两次提审朱益庆，他都参加了，他感觉，朱的性格中有爱面子的成分。要降服这种人，除了让他有个念想，还必须用证据把他 的谎言戳穿。什么证据呢？麦善谋想到了两点，一是朱犯的供词中有广告纸作为密函载体的说法，生怕专案组不相信，还交代得比较详细，说是照相社和礼品 推销的广告。麦善谋建议去找那两家商店，把广告纸要一份过来，让朱益庆把上司交代的内容写在广告空白处，看他是否写得下——肯定写不下，那就是戳穿 他谎言的证据。

　　还有一点，抓捕“30小组”当天，把朱益庆送医院急救时亓舞牧曾对麦善谋悄声交代了几句话。什么内容呢？是让麦善谋跟市局联系，借一台钢丝录音 机即送医院。原来的想法是，如果朱益庆恢复得快，那就在其苏醒后立即讯问，这种重大案件，自然是要录音的。没想到，这家伙没有马上苏醒，还发高烧说 起了胡话。亓舞牧当即下令进行录音，听听他的呓语之中会不会透露出什么可疑内容。当时是录音了，但录音内容还未来得及整理，麦善谋建议把录音放一遍 ，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亓舞牧说善谋这两个主意都不错，可以一试。当下兵分两路，一路去找那两个商家的广告，一路轮流听录音。之后一切顺利，等到亓舞牧找到那两份广 告回驻地的时候，分工第一轮听录音的尹小白也撞上了好运，他分辨出朱益庆在高烧昏迷期间反复念叨着的一个词汇：蝙蝠！

　　亓舞牧一听这两个字便暗忖，难道这就是敌特上司的代号？让尹小白重新放一遍录音，听下来确实像是“蝙蝠”二字的发音。但专案组长于自己的粤语 听力不敢自信——他是南下途中开始学习粤语的，进展虽被称为“神速”，但那是日常用语，像“蝙蝠”这样的词汇就属于冷僻货了。于是，把粤籍侦查员麦 善谋、陈君临两个唤来一起听，最终证实无误。再分别听其他时段的录音，偶尔还有几处和“蝙蝠”联系在一起的“卑职”之类的词汇，那就不必怀疑了，“ 蝙蝠”果真是“30小组”的上司！

　　第二天，专案组全体出动，赴看守所提审朱益庆。

　　果不其然，在证据面前，朱益庆无言以对，不久，就提出了招供的交换条件——允许其家眷离开广州去阳江投奔亲戚。亓舞牧马上表示同意，接着提醒 对方，如果你这样做是为了家人的安全，那我想可能不太牢靠，“保密局”肯定能查到他们的下落——你是干这一行的，应该比我清楚。 　　

朱益庆无语，只有一声叹息。亓舞牧趁热打铁：“共产党、人民政府不搞株连，你是人民的敌人，你的家属不是，而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政府肯定会 给予保护。我这里提个建议，政府可以设法把你的家人转移到外地定居，听说你妻子是个不错的裁缝，自食其力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双胞胎子女在上小学，去 外地也可以继续读书。当然，出于安全考虑，他们都要改名换姓。至于具体去哪里，我们可以征求你妻子的意愿，也会提供几处合适的地方供她参考。总之， 我们会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有了这样的保证，朱益庆终于把去年12月2日晚在六榕路“抵家旅馆”206房间与“蝙蝠”见面的一应情况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后来，朱益庆被判处死刑。执行当天，已是华南特案组组长兼指导员的亓舞牧特地赶到看守所，将其妻子儿女的跨省户口迁移资料照片、抵达湖北恩施 落户后写给派出所的信函（内附全家照片、其妻在做缝纫工的照片以及子女在上学的照片）给朱益庆过目。朱益庆泪流满面，连连道谢，说自己死到临头，终 于了却了心愿。

　　随即就该调查“抵家旅馆”了。侦查员在六榕路派出所了解到，“抵家旅馆”是一家私营旅馆，老板谢天云是个老实本分又胆小的小老头儿，向无劣迹 ，也不跟任何党派帮会或者恶霸流氓来往。约见谢老板之前，侦查员心里还犯嘀咕，寻思据派出所说，这家旅馆在同行业中生意一向位列中上，此刻距“蝙蝠 ”约谈朱益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不知谢老板能否回忆得起12月2日曾有这么一个主顾光顾过？ 　

开口一问，谢老板却马上点头，说他还记得这个旅客，因为该旅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把其下榻的206房间的钥匙放在楼下前台，让一会儿登门的 访客自己开门入内，并吩咐访客抵达之后，茶房伙计不要打扰。这种要求，谢老板经营旅店三十多年还从未碰到过，所以记得很清楚。

　　该旅客看上去五十岁上下，有点儿驼背，目测身高不超过一米六五，穿得比较阔绰，上下装都是藏青色毛葛制作，外罩一件浅灰色麦尔登薄花呢风衣， 足蹬半高黑色皮靴，头戴一顶与风衣同色同料的鸭舌帽，看似配套产品；手里拎着一口看似分量不甚沉重的褐色牛皮箱；帽子扣得很低，鼻梁上架着深色宽框 架的眼镜，脸上还戴着大口罩，根本没法儿看清其面容。

　　住宿登记时，该旅客出示的是肇庆“顺成百货批发行”的介绍信，名叫刘端财，系“顺成行”襄理，外出前往广州、武汉、上海采购百货商品。他是那 天下午五点多入住的，办理登记手续后上楼进房间看了看就出去了，估计是去晚餐。大约一小时后返回，打开房门后特地下楼把钥匙放在前台，说一会儿有访 客过来，把钥匙给他即可。当晚，唯一的访客离开后，这个姓刘的旅客住了一宿，次日早晨六点退房，说要赶火车去。

　　得知上述情况，亓舞牧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向肇庆公安局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收到后立刻调查该地是否有“顺成百货批发行”，该行去年12月 初是否派襄理刘端财前往广州等地出差？三小时后，专案组收到肇庆回电：查无“顺成百货批发行”，当地百货行业也无“刘端财”其人。 　　

这是专案组意料之中的事。结合之前“蝙蝠”对“30小组”下达的电话、密函指令的时间节点，侦查员判断“蝙蝠”肯定隐藏在广州，而且，鉴于此人 能获得五位受害警员如此详尽的行踪，这老狐狸极有可能隐藏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内部！

　　分析到此，一干侦查员都略微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调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当然，这种调查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亓舞牧随即向华南分局社会部 领导直接汇报案情和下一步的调查方案。1月23日晚上，专案组接到通知，经华南分局党委批准，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内部秘密查摸潜伏特务“蝙蝠”。

1月24日凌晨，市局看守所传出消息，因拒捕时服毒及枪伤影响，在押人犯朱益庆再次昏迷，已送解放军野战医院抢救。上午八点多，又有消息在警方内 部流传，说朱益庆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当天晚上，市局编印的《敌情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

　　与此同时，专案组侦查员轮番出马，日夜提审“30小组”的另外两名案犯臧柳川、蔡少仙，追问敌特上司（未说“蝙蝠”）的下落。看守所长出面布置 对臧、蔡的“所内侦查”，相关看守人员都接到了随时注意两犯动向的指令。 　

第三天上午，专案组长亓舞牧突然率领一干侦查员进入市公安局，拘捕了一个男子。该男子并非警员，而是四十四岁的清扫工汤金伯，即长期潜伏于国 民党广东省会警察局，解放后又继续潜伏于广州市公安局的“保密局”上校特务“蝙蝠”。

　　专案组是怎样识破汤犯真面目的呢？之前，在作出“蝙蝠”隐藏于广州市公安系统的判断后，专案组精心制订侦查方案：首先是要使“蝙蝠”放松警惕 ，就以“中毒复发”之由把朱益庆送往野战医院严密关押；然后放出风声称“抢救无效，业已身亡”。接着，日夜轮番提审臧柳川、蔡少仙两犯，给外界造成 “朱益庆死了，只有盯着另外两个特务追查其上司线索”的印象。既然“蝙蝠”如此“神通广大”，能打听到被害五警员的详细行踪以及专案组去市局调阅刑 案卷宗的情况，上述由专案组故意制造的“内部新闻”他必定也会迅速获悉，从而相信朱益庆确实把秘密带进棺材里了。

　　心理战进行到这当儿，败的肯定是汤金伯了。这厮落网后，果然供称他因此疏于防范了，否则，他是可以逃港的。

　　在进行上述心理战的同时，亓舞牧和麦善谋两个则在市局政保处特别指派的八名精干侦查员的协助下，悄然进行着内部调查，调查的范围不大，仅仅局 限于专案组侦查员两次前往市局查阅刑案卷宗、物证时的知情人。共有十一名警员接受了秘密询问，全部排除。最后，亓舞牧终于注意到接受询问的警员中至 少有四位曾经提及的一个情况——查阅卷宗的侦查员进出库房的场面，可能还曾进入第十二人的眼帘。这个人，就是清扫工汤金伯。 　　

马上查汤金伯的历史，让侦查员吃惊的是，这人竟然是没有档案的！人事处一名分管科长解释说，早先，城市清道夫队是属于警察局下面的一个部门， 汤金伯是日伪省会警察局时期经人介绍进入清道夫队的。没多久，人们发现这人不但勤快，而且会修汽车。于是，日伪警察局就想把他调做汽车修理工，没想 到遭到其拒绝，说他不想干修车工，还是做清道夫扫扫马路省事。此人平时乐于助人，手脚又勤快利索，口碑不错，人缘也好，也就没人盯着硬要他改行。

　　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日伪省会警察局后，对警察和清道夫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头头儿听说汤金伯会修车，却只喜欢扫地，说那就来个双管 齐下两不误吧，从清道夫队调到市局做清扫工，如果有修车工来不及完成的活儿，就请其出马。如此，汤金伯成了国民党省会警察局一名特殊的工勤人员。那 年头儿，会开车是一桩了不起的技术，如果既会开车又能修车，那就是技术尖子了，绝对受人青睐。警察局为此对汤金伯特别优待，知道他是单身，而且据说 不想成家，那就给他在警察局后院腾出一间空房，不收房租，用以拴住这个没有修车工身份的技术尖子。

　　中共接管省会警察局后，把清道夫队剥离出去交给民政局（当时尚未建立环卫机构），汤金伯则作为工勤人员留了下来。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工勤人员 被称为“杂役”、“工役”，是没有编制不建立档案的。解放后，百废待兴，人事处重建警员档案还来不及，工勤人员的档案根本没在议事日程上。

　　专案组对于汤金伯的经历感到怀疑，决定先将其控制了再说。汤金伯被拿下后，侦查员随即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无甚发现；又搜查了作为工具间兼休息 室的那间小屋，也没有发现跟特工活儿有关系的物品。专案组五人都是搞秘密工作的，自有路数，再查！结果在后院距其住处十几米外的井台一侧发现了秘密 ——

　　井台前有一张自制的小木桌，上面放着些洗衣用品，桌子下面的石板是活动的。揭开石板，则是一个类似地窖的小空间。汤金伯会修车，自是能工巧匠 ，小地窖设计完美，还具有防水功能，即使把整桶的水泼在井台上，也流不到下面去。地窖里藏匿着三支手枪、百多发子弹、十来颗手榴弹，以及毒药、密写 药水、化装道具、空白假证件等特工器材和大量经费，此外还有一个铜盒，装有密电本及一纸密令。 　

这纸手写密令是一份名单，共有二十六个姓名，已经被暗杀的黄瘦竹、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洪秋笙名列最前，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为国民党政权效 过力的官员、特务、特殊行业高级专家之类。密令的抬头是“国防部保密局卅号密裁令”，落款是毛人凤的亲笔签名，并盖着“毛以炎”的私章。该案侦破后 ，此份密裁令送京鉴定，结论确系毛人凤亲笔。

　　汤金伯系湖南长沙人氏，早年到汉口谋生，当过汽车修理工，因会武术，被警察局招为刑警。抗战爆发后，他投身入伍，新兵训练尚未结束，就被去新 兵营招收特工的“军统”人员看中。“军统”也属于军界，所以他算是“奉调转岗”。经特训班训练后，汤被分配到广州，在日伪省会警察局当了一名清道夫 。这份工作很适合作为特工的掩护，情报、行动兼做都行，而且因为穿着号衣，戒严时照样可以通行，一般情况下日伪巡逻队不会拦住搜身，至于警察，更是 不会理会跟他们同一系统的这些人。

　　抗战胜利后，汤金伯以为可以解脱了，当时他已是少校军衔，却没穿过一天军装。可是，上峰命令他继续待在警察局，收集汉奸跟接收官员互相勾结贪 污舞弊的情报。稍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收集情报的方向也转而针对中共和民主人士。另外，他也参加过行动，比如利用修车的机会做手脚，把 拒绝接受“保密局”的要求在省会警察局安插特工的人事处副处长送去见了阎王。广州解放前夕，汤金伯受命继续潜伏。

　　执行“卅号密裁令”，是广州解放后汤金伯的第一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该计划由“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订，局长毛人凤亲拟暗杀名单。“保密局” 台北总部特地派遣一名特工专家携密裁令由香港潜入广州，当面向汤金伯下达指令。按照“保密局”总部拟定的方案，“30小组”作为首批五名对象的杀手 人选，任务执行完毕后，由第二拨杀手接力。如此安排，一共会动用四到五个潜伏小组。汤金伯被指定为总负责，主持执行“卅号密裁令”。 　　

汤金伯手下有三名特务单超俊、冯承志、钱鸣，都是旧刑警，解放后未被新政权留用，以做小买卖、掮客和开出租车谋生。汤金伯正好让他们协助跟踪 ，给西药房朱老板传递情报和指令。至于被害五警员的行踪信息，则是汤金伯亲自出马——他的修车技术在广州警察系统有点儿小名气，跟市局分局的那些留 用司机（当时几乎所有司机都被留用）关系甚好，通过当面闲聊、打个电话托办什么事情顺便瞎扯一阵，就把需要了解的情况套出来了。 　

　至于专案组查刑案卷宗之事，倒是汤金伯本人查摸到的。侦查员第一次来市局查阅档案时，刚一下车就被正在附近扫地的汤金伯注意到了，根据汽车牌 照，他判断出那是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人，但不知他们来查什么。不久这些人又来了，走的时候抱着“山田俊郎绑架案”的那个白铜物证箱，汤金伯于是“顿悟 ”。库房里的那些物证本来就是当初由汤带着另外两个花匠和清扫工协助摆放的，侦查员离开后，管库房的警员又请汤金伯等人进库房，把里面被弄乱的物证 重新归置一下。汤金伯进去一看，原先放“福婴堂”一案物证的位置空了，由此，他就明白专案组的调查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这是当初制订方案的“保密局”特工专家始料未及的情况，往下应该怎么办？汤金伯考虑下来，决定暂停下达第二拨暗杀指令。至于“30小组”应该怎 样料理，是让他们转移，还是灭口，汤金伯是没有决定权的，得请示台北。“保密局”未给汤金伯配备电台，他只能先向香港邮寄密函，再转交台北。同时， 必须稳住朱老板，所以他就向“益庆西药房”送去密函提醒。

　　至此，历时三十六天的系列命案终于成功侦破，是日，是1950年1月27日。2月9日，“55小组”在完成该案收尾工作后谢幕解散。同日，华南分局社会部 领导宴请原专案组侦查员和十八名外援便衣，当场宣布华南特案组成立，其成员共有七人，除原专案组的五名侦查员外，另外增加两位同志。 　　

1950年6月16日，系列命案四名主犯汤金伯、朱益庆、臧柳川、蔡少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汤金伯发展的三名特务单超俊、洪承志、钱鸣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八年、二十年和无期徒刑。